羅素在論述19世紀的社會思潮時一度追溯到大衛所生活的時代，他說19世紀有兩種反抗傳統的思潮，一種是浪漫主義的，一種是理性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反抗從拜倫、叔本華和尼采演變到墨索裏尼與希特勒；理性主義的反抗始於大革命時代的法國哲學家，稍有緩和後，傳給英國哲學上的急進派，然後在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產生蘇俄這個結果。”
在飽嚐苦果之後，今天的人們已經曉得理性在這個紛繁萬端的世界麵前顯得多麼弱小與無能為力，這樣的見識也隻有在付出血的代價之後才能獲得。流亡在布魯塞爾的大衛是曉得的，而與他許許多多的同輩人相比，他為此付出的代價其實算是很低了。這時我們回顧《戰神馬爾斯被維納斯與美惠三女神繳械》，會感覺出其他畫家的同題材作品莫不是在以一種悠遊的心態描繪一種“趣味”，一種“原來勇武強橫的戰神竟會被女人和小孩子繳械”之類的讓觀者偷窺大人物的小秘密的“趣味”，但大衛不是。
在大衛的畫麵上，戰神雖然被解除了武裝，雖然放鬆了身體，但依舊不失威嚴。作為維納斯侍女的美惠三女神雖然拿走了戰神的頭盔、盾牌與弓箭，但我們會從戰神左手遞出佩劍的姿勢領會到：所有的武裝都不是“被解除”的，而是出於戰神的主動。長矛仍然擎在他的手裏，當他卸下武裝，等愛神為他戴上花冠的時候，他的神情既不是困倦或懈怠，亦不是頹唐或著迷於情欲，而是寬和與冷靜。他是畫麵上唯一的主角，像一位真正的王者。
大衛似乎是想告訴觀者，隻有在愛神麵前主動繳械而不是因為懈怠與意亂神迷才繳械的戰神才是真正當得起王者稱號的戰神，那個一旦頂盔貫甲便橫掃千軍、六親不認的戰神，其實隻是一名屠夫罷了。
這不算什麼高明的見解，其得來卻也不像很多人憑空想象的那般容易。我一直記得初讀雨果的《九三年》時，那篇簡介加評論式的譯本前言給我當初那顆幼小的心帶來了多大的震撼。現在翻出那篇前言，我想，其中有兩段話如果摘引出來，應該是對本章內容最理想的收尾：“雨果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的世界觀與1793年的革命原則不可能不產生衝突。在雨果看來，革命利益與人道原則常常是不一致的，他可以理解革命，卻接受不了革命的嚴峻現實。這種思想矛盾，構成了他小說中尖銳的戲劇衝突……在雨果的思想上，人與人的敵對關係，是人性中的‘惡’造成的，一旦‘善’的天性被喚醒，惡魔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雨果認為暴力不能降服敵人，隻有人道的光輝才能戰勝邪惡、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雨果虛構出侯爵救小孩的情節，意在說明‘童稚的天真’可以打敗‘凶猛的心靈’，千軍萬馬所不能戰勝的，卻會被牙牙學語的兒童所戰勝。雨果試圖通過書中三個主要人物證明：‘在王權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問題之上，還有人心的無限仁慈……’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由此出發，朗特納克寧肯放棄他那個階級的複辟事業去救三個孩子；郭文置革命利益於不顧，甘心以自己的頭顱換取侯爵的生命；西穆爾登盡管是革命的化身，內心卻愛郭文超過愛革命，郭文人頭落地，他隨即開槍自殺。這三個主要人物的結局，在情理上令人頗難接受……”
布魯塞爾時代的大衛應該對《九三年》有太多的共鳴，如果請他為《九三年》寫一篇序言，他會持怎樣的論調是可想而知的吧？
最後交代一點後話：大衛在1825年死於布魯塞爾的一場車禍，作為弑君者，他的遺體無法送回祖國安葬，隻有葬在布魯塞爾，但他的心葬在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