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世界工業革命興起，清朝由盛轉衰。接連起伏的內戰和外敵的災難性打擊，更是動搖了大清王朝的根基，中國“崩潰”的序幕似乎正由此拉開。也正因為如此，查爾斯·貝斯福勳爵認為用“崩潰”一詞作為他於1899年出版的著作《中國的崩潰》的標題的確是最為貼切的。四年前，孤立無援的中國被一直以來沒放在眼裏的一個小小的島國（日本）打倒在腳下。這不是中國第一次遭受如此打擊，也不是最後一次。台灣由此成為了日本的殖民地。雖然當時在歐洲的德、法、俄這三個國家的幹涉下，日本人未能如願占領中國東北的重要地區（遼東半島，包括旅順和大連），但三年後，這裏卻變成了俄國的勢力範圍——而在此之前，俄國還假惺惺地逼迫日本把這裏歸還給中國。俄國因對滿洲的控製，大大提高了它在中國東北地區的軍事地位，由此，它便在清朝皇族的發源地取得了支配地位。1898年居住在此地的一位英商說，“他們就是眼睜睜地看著俄國吞並了這個國家的”。一位英國的上層傳教士也說，“他和他的同伴都把這裏當作俄國的一部分，隻不過名義上不是罷了”。有一個事實是不應該被那些滿洲問題的研究者所忽略的，即中國從未參加過任何把俄國人驅逐出滿洲的戰鬥。不容置疑的是，如果1904年至1905年，日本沒有在此地擊敗俄國的話，那麼，不僅是遼東半島，整個滿洲在名義上都可能變成俄國的一個省。
1898年中國喪失的土地不僅僅是台灣和東北。當時，西方列強在中國強占港口和沿海租借地，並劃分“勢力範圍”，可謂猖狂至極。包括優良港。青島在內的膠州地區，在前一年就被德國所占有；近300平方英裏的威海衛地區則在1898年7月時成為英國的租借地，在之後32年的時間裏，這裏一直被當作殖民地由英國所統治；另一塊與威海衛麵積相當的地區——香港，則被英國租借99年；廣州南部沿海的廣州灣地區同樣為法國所“租借”。而意大利租借浙江省三門灣漁港的意圖被中國成功拒絕後（此事正值墨索裏尼上台前期），其內閣因未能在瓜分中國領土的狂潮中贏得彩頭而被推翻。
如果西方國家認為瓜分中國隻須痛痛快快地去幹，不會遇到清廷和中國人民哪怕是一點的憤恨表示，那麼，他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錯了。所以外部侵略開始轉變成“文明”滲透。而中國人也開始認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了競爭和敵對的世界。他們本身的這個民族人口最多，統轄土地（包括附屬國在內）比其他民族更為遼闊，但相比之下，在影響力和受尊重程度方麵，卻遠遠不及人口和版圖僅是其1/20的那些西方國家。
一直以來，中國人由於過分驕傲和敏感，無法接受自己長期落後於世界之林的事實。不要期望他們會接受日本人和西方人比他們發達的論調，這種論調對那些最了解中國的人來說顯而易見是錯誤的。所以中國人無意標榜自己，而隻是拒絕接受此類論調。中國的有識之士也在開始思考國家和民族的狀況，當他們發現理想和現實相距甚遠時，他們就在尋找症結之所在。不過，他們並沒有從自然法則出發，而是在可改變的環境和可糾正的錯誤中去尋找。於是一個改革派便應運而生，並且相應地分成了兩個派係。右派主張漸進式的改良，反對災難性的國體變革；左派則堅持從根本上做起，徹底推翻腐化墮落的清政府，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
康有為，中國19世紀90年代最傑出的維新改良運動領袖。他的弟子根據他的籍貫稱呼他為“南海”。他由於擁護皇帝而應被劃為中間派，可是他卻因給光緒帝呈上了那些直接導致“百日維新”的奏折，而被當時掌握著中國人命運的大多數皇室成員和上層人士認為是極端恐怖的危險分子。康有為和他的作品讓這些人既恨又怕，就好像中世紀的歐洲人對異教徒及其巫術的恐懼和憎恨一樣，也與現在的歐洲人對待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態度一樣。如果允許我做個不恰當的比喻，康有為可謂1898年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頭子”。雖然終其一生，他的觀點也沒什麼大的改變，但15年後，他卻遭人嘲諷（與袁世凱同流合汙），被當成“死硬派”和頑固派來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