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在被特別推薦給皇帝之前，就早已在積極倡導政治和社會改革了，並對儒家傳統觀點做出了新奇大膽的詮釋。他在家鄉廣東省享有崇高的威望，被人稱為“今文學派”的領袖，而章太炎則是“古文學派”的領袖。1898年，康有為身邊聚集了一大批好學熱情的弟子。作為導師和鼓動者，康有為的名聲從廣東一下子傳遍全國。最終他的教學活動引起了一些有改良意識且又有威望的達官顯貴的注意，如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翰林學士兼監察禦史許景澄以及帝師翁同龢。
翁同龢，江蘇常熟人，是當時的著名學者。他集學者、詩人、書法家的名號於一身，被推崇為乾隆時期的文壇領袖劉墉的精神繼承者。帝師的職位使翁同龢的學者生涯達到了頂峰，他也在這一職位上先後服侍了同治和光緒兩位皇帝。
翁同龢思想開明、心胸豁達，他與陳寶箴、許景澄等誌同道合的朋友商議後，於1898年年初向光緒帝推薦了康有為。雖然光緒皇帝當時已年近三十，無修學的必要，但翁同龢仍擔任帝師之職。這一職位賦予了翁同龢兩項其他官員無可比擬的特權：一是可以私下覲見皇帝，二是可以不拘泥禮儀規矩，向皇帝直抒己見。這使他與皇帝之間具有了令其他官員羨慕不已的親密關係。翁同龢將康有為的政治主張介紹給光緒帝。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他的性格與境界，表明他沒有中國官場中普遍存在的那種妒忌他人的惡習，並且已經從儒家迂腐的保守主義中解脫出來。另外，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光緒皇帝並不像某些人憑空描繪的那樣，是個缺乏主見令人憐憫的人。其實，在宮中，翁同龢比包括慈禧太後在內的其他人都更了解光緒皇帝的性格和能力。他知道光緒皇帝理解並希望去實踐康有為的政治改革大計，因此他才會與皇帝商議此事。否則，他就不可能去做這麼一件於他而言毫無意義的事情。
1898年1月，康有為第一次與光緒帝會麵，年輕有為的光緒帝就給康有為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後，我曾與康有為談到當年的事情，他語氣中帶著尊敬，對光緒滿口稱頌。不難想象，如果當時這位激烈的改革家，發現他的支持者光緒皇帝缺乏才智，且沒有愛國之情和迫切熱誠之意的話，他很可能早就加入那日益壯大的革命派了。這一派認為清朝氣數已盡，已經成為務必清除的障礙，否則中國就將前進無門。即使康有為曾有過類似的想法，那麼，在覲見過皇帝之後，也很快拋棄了這種想法，且終生不渝。因為他發現皇帝不僅同意和支持改良運動，而且迫切希望自己能成為實踐這一運動的領導者。
雖然從未擔任過帝師一職，與光緒帝見麵僅寥寥幾次，康有為還是在當時被很多人當成帝師。在一次覲見中，光緒帝授予他不須經由官方渠道便可直接呈遞奏折的特權。康有為深懷感激之情接受了。1898年6月，“百日維新”被載入史冊，正是康有為的這些奏折使得一係列改革詔令得以頒布。這些詔令在使當時中國人數不多的自由思想家振奮的同時，也令人多勢眾的保守派感到震驚，並引起他們的強烈抵製。
康有為的改革主張以及踐行這些主張的詔令被後來很多人批評為構想草率，脫離了中國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的實際，背離了中國傳統文化。誠然，這些批評並非一無是處。那些主張可能更適合於其後的要將中國變成西方議會民主製的革命。人到中年以後的康有為也承認自己當年的某些主張是錯誤的。但他的大部分觀點和言論還是頗具合理性的。康有為和光緒皇帝為建立自己設想中的中國所進行的努力最終以失敗告終，這並非因為這些設想本身不合理和不具備實現的可能性，而是因為那些非個人性格和才智方麵的其他原因導致的。對此，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進行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