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1世紀開始，中國邁進了“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嶄新時期。實現全麵小康社會奮鬥目標，難點在農業、關鍵在農村、重點在農民，希望和出路在於深化農村改革、加快“三農”發展。為此，黨的十六大報告號召“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將其視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隨之，全麵小康新農村建設——中國新鄉村建設悄然興起，我國“三農”現代化迎來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機遇期”，中國鄉村建設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一）
中國新鄉村建設大大超越了舊中國針對農民“愚、貧、弱、私”四大病害的“救濟鄉村”運動，也不是改革開放初期“實現溫飽”的努力，而是建立在初步工業化和“總體小康”基礎之上的全麵小康新農村建設。舊中國的鄉村建設起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救濟鄉村”運動，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知識分子社會改良——“鄉村建設救國”論的理論表達和實驗活動。晏陽初（晏陽初（1893～1990）是鄉村建設運動的傑出代表之一。1926年，他帶領一批專家學者到河北定縣進行鄉村建設實驗，產生了很大社會影響。遺憾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中斷了他們的實驗，晏陽初毫不氣餒，又在重慶北碚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繼續為鄉村建設培養人才。轉引自劉重來的鄉村建設理論和實踐是建立在他對中國農民普遍存在“愚、貧、弱、私”四大病害認識基礎上的。他提出要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進行鄉村的政治、經濟、文化、自衛、衛生、禮俗“六大建設”。梁漱溟（梁漱溟（1893～1988），原名煥鼎，字壽銘，祖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1928年到廣東開始實踐他的“鄉治”主張。1929年去河南擔任村治學院教務長。1931年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其間，撰寫了《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答鄉村建設批判》等一係列著作，闡明他的鄉村建設理論。）的鄉村建設理論認為，“西洋文化”湧入中國之後，使沿襲數千年的中國社會組織構造崩潰了，而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又未確立，形成文化失調，這就是近百年來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他概括了破壞農村的三股力量，即兵禍匪亂苛捐雜稅——政治屬性的破壞力、外國經濟侵略為主、洋行買辦等為輔——經濟屬性的破壞力、禮俗製度學術思想的改變——文化屬性的破壞力，提出：中國的自救在於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中國的經濟建設“必走鄉村建設之路者，即未必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之路，換言之，即必從複興農村人手”。盧作孚（盧作孚（1893～1952）是我國著名的愛國實業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他創辦的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崛起於長江，爭雄於列強”，成為我國解放前最大的民族資本航運企業，被毛澤東讚譽為發展我國民族工業不能忘記的四位實業界人士之一。盧作孚還是我國著名的鄉村建設理論家和實幹家。）鄉村建設實驗，其“目的不隻是鄉村教育方麵，如何去改善或推進這鄉村的教育事業；也不隻是在救濟方麵，如何去救濟這鄉村裏的窮困或災變”，而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以供中國“小至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參考”。
新中國的建立，使二三十年代鄉村建設派所追求的目標變成了現實。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通過革命奪取了政權，在最短的時間內打破舊的社會結構和構造了新的社會組織。以工人階級為領導、農民為同盟軍的人民民主專政以及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不僅實現了政權、政治的民主化，而且廣大人民群眾真實地感受了民主政治帶來的當家作主和揚眉吐氣；土地改革使廣大農民平等地分享了以土地產權為核心的農村社會財富；互助組、合作化使農民在保持獨立財產權的基礎上聯合起來；農業、農村經濟迅速複蘇。鄉村建設運動所有目標都實現了，為什麼還要搞鄉村建設運動？沒必要了。晏陽初的那個鄉村建設學院就挪到菲律賓去了，其他沒有搞土地革命的這些國家要繼續接受晏陽初思想訓練。
鄉村建設重新興起，是因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長期實行“一國兩策、城鄉分治”體製和政策導致了越來越嚴重的“二元”體製、經濟社會矛盾。到20世紀與21世紀的交替之際，城市經濟快速擴張和畸形繁榮，越發彰顯農村經濟萎縮、蕭條，城鄉對立局麵越來越突出，大大超出了“三農”問題的範疇，上升為影響整個國民經濟能否持續健康發展、國家現代化能否如期實現、社會能否長治久安的大局和焦點。於是萌生了跳出“三農”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思路，並催生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從而引發了一場政府主導新鄉村建設“運動”。
其實，廣義上的中國新鄉村建設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就開始了。人民公社製度的強大資源動員能力，滿足了工業化、城市化的需求，統購統銷和嚴格的戶籍管理造就了“以農補工、以鄉養城”格局，而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步伐卻被嚴重遲滯了。19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它不僅改變了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麵貌，更為重要的是，“三農”的發展再次撬動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前行的車輪，加速推進了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使我們相繼實現了第一步（解決溫飽）和第二步（總體小康）的奮鬥目標。可以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至20世紀末，我國農村20年的改革和建設其實是過去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繼續和提升。這一波新鄉村建設，是以農村土地製度為中心的經濟製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構，是與撤銷人民公社三級體製、恢複和重建鄉（鎮）人民政府，實行村民自治製度等為核心內容的治理結構重構結合在一起的，也是以提高農戶和村集體生產經營能力為出發點，帶動現代農業、鄉村企業、小城鎮發展的鄉村現代化運動。
這一波新鄉村建設奠定了我國農村“總體小康”的製度和物質基礎，造就了全麵小康新農村建設的起點。它的貢獻在於：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經營，恢複了小農經濟，實現了農村生產經營組織形式的重構；分配核算下沉到農戶，“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餘全是自己的”，農戶財產積累機製獲得了再造和新生；經濟基礎的變化，使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所有、政經合一的體製迅速瓦解，恢複和重建了鄉（鎮）人民政府，建立了村民自治製度，形成了“鄉政村治”的基本治理格局；農業農村經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為農村總體小康、提高農民生活質量、保障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及社會穩定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帶動農村以工業為主的非農產業大發展，越來越成為農村經濟的支柱、農民就業和農戶增收的主渠道；農戶收入能力和水平大幅度提高，農民人均純收入由建國初不足70元，1978年提高到的133.6元，2003年達到2622.0元；農村反貧困完成了由“輸血式”到“開發式”的戰略轉變，經過“八七”扶貧攻堅，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人（貧困發生率30.7%），減少到2003年底的2900萬人（貧困發生率3.1%）。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所總結的那樣，“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們勝利實現了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這是社會主義製度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個嶄新的裏程碑”。但我們也看到，“總體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麵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中國共產黨慎重承諾，“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麵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學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中國新鄉村建設就是在這樣背景和基礎上悄然興起的。
（二）
中國新鄉村建設的動力和方向由“統籌城鄉”的發展戰略所決定，內容和目標隸屬於“全麵小康”總目標；它針對“二元”體製、經濟、社會結構弊端，追求城鄉、區域、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協調和諧發展，直至走向“城鄉一體化”的最高境界。“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首先是針對“三農”問題的，因此，它的第一政策要旨是動員整個城市經濟係統的力量支持農村經濟加快轉型，而不是靠繼續犧牲“三農”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統籌城鄉發展需要徹底摒棄“二元”體製、經濟、社會結構。一方麵，要突破體製壁壘，構建和諧、平等的城鄉經濟關係。其中最關鍵的是建立“兩大體係”，形成“兩個機製”：其一，打破地域和身份限製，構建全國統一、城鄉和諧的市場體係，並且通過體製改革和政策調整，形成城鄉兩大經濟係統間的資源流通和有效配置機製，使城鄉資本、技術、信息、產品、經濟資源、勞動力等雙向對流、公平交換；其二，在區域範圍內建立有序合理、功能耦合、城鄉一體的生產力布局和產業結構體係，形成以城市為龍頭、城鄉聯係、鏈條緊密、依存度高的產業集群和城鄉經濟圈。另一方麵，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和重大經濟社會政策，使城鄉居民的基本權利在法律和事實上都平等。
如果說“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手段，那麼實現“全麵小康”就是階段目標。從“三步走”的戰略來理解，這個目標應該低於“基本實現現代化”而高於“總體小康”的標準。為了科學監測和評價農村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與中央政策研究室農村局成立聯合調查組，研究製定了《農村全麵小康社會評價標準》。這個指標體係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人口素質、生活質量、民主法製、資源環境等6個方麵，涵蓋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產業勞動力比重、農村小城鎮人口比重、農村合作醫療及養老覆蓋率、每萬人農業科研人員數、農村居民基尼係數和恩格爾係數、農村人口受教育年限及平均壽命、農民居住質量指數、農民文化娛樂支出比重、農民生活信息化程度、農民對村政務及對社會安全的滿意度、常用耕地增長率、森林覆蓋率、萬元農業GDP用水量等18項測評指標。這個指標體係，不僅為各省綜合評價農村全麵小康提供了統一的標準，而且從2004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將每年公布中國農村全麵小康監測報告，以督促各方麵紮實工作，務必在2020年實現“全麵小康”目標。這種做法，在事實上把全麵小康新農村建設納入了各級黨委、政府的工作目標和考核體係。它鎖定了中國新鄉村建設的時間表，向世界表明，中國農民所追求的平等、富裕、民主、文明的全麵小康新農村，將在中國鄉村建設百年（1920年代～2020年代）曆程內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