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湯所建立的商王朝，曆經初興、中衰、複振、全盛、寖弱諸階段後，到商紂王即位時期，已步入了全麵危機的深淵。在商紂王的統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敗、刑罰酷虐，連年對外用兵，民眾負擔沉重，痛苦不堪；貴族內部矛盾重重，分崩離析，從而導致了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出現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亂局麵。
與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商的西方屬國——周的國勢正如日當中、蒸蒸日上。公劉、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積極經營，使周迅速強盛起來，其勢力伸入江、漢流域，從而產生了想擺脫商朝控製的強烈願望。
周文王鑒於“商，周之不敵”，便采納了呂望(即薑太公，又稱呂尚、薑尚)等重臣的建議，假裝事事順從商王朝。他曾率諸侯朝覲紂王，向其顯示所謂的“忠誠”；同時大興土木，“列侍女，撞鍾擊鼓”，裝出一副貪圖享樂的樣子，欺騙紂王，誘使其放鬆警惕，從而誘使商朝放鬆對周的控製而揮師向東進軍，確保滅商準備工作能夠在暗中順利地進行。
周文王在政治上積極修德行善，裕民富國，廣羅人才，發展生產，形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麵。他的“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政策，贏得了人們的廣泛擁護，鞏固了內部的團結。在修明內政的同時，他向商紂發起了積極的政治、外交攻勢：請求商紂“去炮烙之刑”，爭取鄰國，最大限度孤立商紂。文王曾公平地處理了虞、芮兩國的領土糾紛，還頒布“有亡荒閱”(搜索逃亡奴隸)的法令，保護奴隸主們的既得利益。通過這些措施，文王擴大了政治影響，瓦解了商朝的附庸。
在各方麵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之後，文王在呂尚的輔佐下，製定了正確的伐紂軍事戰略方針。其第一個步驟，就是翦商羽翼，對商都朝歌形成戰略包圍態勢。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繼征服犬戎、密須、阮、共等方國，消除了後顧之憂。接著，組織軍事力量向東發展，東渡黃河，先後翦滅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屬國，打開了進攻商都——朝歌的通路。至此，周已處於“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態勢，伐紂滅商隻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文王在完成“翦商”大業前夕逝世，其子姬發繼位，是為周武王。他即位後，繼承父親遺誌，遵循既定的戰略方針，並加緊予以落實：在孟津(今河南孟津東北)與諸侯結盟，向朝歌派遣間諜，準備伺機興師。
當時，商紂王已感覺到周人對自己構成的嚴重威脅，決定對周用兵。然而這一擬定中的軍事行動，卻因東夷族的反叛而化為泡影。為平息東夷的反叛，紂王調動部隊傾全力進攻東夷，結果造成西線兵力的極大空虛。與此同時，商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呈現白熾化，商紂飾過拒諫，肆意胡為，殘殺王族重臣比幹，囚禁箕子，逼走微子。人民的不滿無以複加，連太師、少師都抱樂器奔周。紂已眾叛親離，徹底孤立，伐紂時機已經成熟。周武王此時已經為自己征伐紂王想好了“借口”。
周武王繼位後四年十二月(公元前1046年正月)，武王以尊奉文王之命，“殷有重罪，不可不征伐”為旗號，統率兵車300乘，虎賁3000人，甲士4．5萬人，浩浩蕩蕩自鎬京東出伐商。周武王連發三篇“泰誓”聲討紂王，宣稱自己是“恭行天罰”，“恭行天罰”成了周武王征伐暴君的最好借口。
公元前1046年正月下旬，周軍進抵孟津，在那裏與反商的庸、盧、彭、濮、蜀(均居今漢水流)、羌、微(均居今渭水流域)、髳(居今山西省平陸南)等部落的部隊會師。周武王在會師大會上發表了第一篇“泰誓”。大體意思是這樣：
“……君主承擔著充當百姓父母的重任。現在商紂王不敬重上天，恣行無忌，給百姓帶來災難。他一味沉迷酒色，推行暴政：處罰犯罪的人，株連他的親族；任命官員，不問賢德，隻憑家世……用炮烙刑具殘酷地烤灼忠貞勸諫的賢良大臣；剖開孕婦的肚子，剖看胎兒。商紂王的這些暴行，引起了上天的震動和憤怒，上天曾命令我去世的父親文王，認真地奉行上天的威力去討伐商紂王。”
“商紂王罪行累累，惡貫滿盈，上天命令討伐他，我如果不順承天意，這個罪行是嚴重的。……我日夜憂慮伐紂大事，因為從去世的父親那裏接受命令，和接受上天的命令是一樣的；因此舉行盛大的祭神大會，祭告眾神，想借助你們百姓大眾，實現上天對商紂王的懲罰。……上天對人民是憐憫的，人民所希望的，上天一定會聽從。希望你們輔佐我，消滅商紂王，使天下太平，不能錯過時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