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的合葬墓乾陵位於西安市西北80千米的乾縣梁山上。墓前有兩塊高均為6.3米的石碑，西麵為“述聖碑”，碑文主要是歌頌唐高宗的功績，由武則天撰文，唐中宗書寫。該碑由7節組成，榫卯扣接，故又稱為“七節碑”，碑寬1.86米，重81.6噸。東麵是武則天的“無字碑”，碑由一塊巨大的整石雕成，寬2.1米，重98.8噸。碑頭刻有8條互相纏繞的螭龍，碑東、西兩側各刻有冉冉騰飛的“升龍圖”一幅，升龍高四米、寬一米，其身軀矯健扭動，神態飄逸若仙，線條流暢，刀法嫻熟。陽麵是一幅獅馬圖線刻畫，其獅昂首怒目，威嚴挺立；而馬則屈蹄俯首，悠遊就食。整座碑高大雄渾，雕刻精細，不失為曆代石碑中的巨製。
令人奇怪的是，當初立這塊碑時碑上竟未刻一字。後人所加的文字，也斑駁若離，若明若暗，模糊不清。據《乾縣新誌》載：“向無字。金元後，往來登眺，有題詠詩篇刊其上。”《雍州金石記》也載：“碑側鐫龍鳳形，其麵及陰俱無字。”隻是從宋代起碑上才有了筆力險峻、字體俱備的題刻。那麼，女皇武則天立這塊異乎尋常的空白石碑，用意何在？成為一千三百多年來人們猜測、探究卻莫衷一是的“千古之謎”。縱觀諸說，大致有以下四種說法。
一說武則天認為自己功高德大，不是文字所能表達的。武則天從公元655年做皇後開始，到公元705年被迫退位，前後參與和掌握最高權力達五十年之久。如果從唐高宗死時算起，也有二十一年。她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傑出的女皇帝。在武則天看來，自己雖是女人，但高宗平庸，自己的才能絕對優於高宗，而且她統治期間在政治上打擊了豪門世族，並通過發展科舉製度，使得大量人才進入政治舞台，抑製了豪門壟斷；她獎勵農桑、興修水利，減輕徭役並整頓均田製，使社會經濟不斷上升，民戶數不斷增長；她知人善任，破格用人，鼓勵各級官吏舉薦人才，並虛心納諫，“累朝得多士之用”。她還加強封建國家的邊防，改善與邊境各族的關係。這就使得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而小小的一塊墓碑是記不下自己的功績的。正如明代一位無名詩人在無字碑上題的詩中寫的那樣：“乾陵鬆柏遭兵燹，滿野牛羊春草齊；惟有乾人懷舊德，年年麥飯祀昭儀。”
第二種說法認為，武則天立“無字碑”是因為自知罪孽重大，感到還是不寫碑文為好。此說提出的主要依據是：一是武則天以阿諛奉承的手段取得信任，從地位較低的“才人”，爬到掌握大權的皇後，最終廢唐改周，自立為帝，建立了武周政權。二是，武則天培植自己的親信，建立宮廷奸黨集團，並打著李唐“朝庭”的旗號，實行告密和濫刑的恐怖政策，鏟除異己。
岑仲勉、呂思勉等隋唐史專家根據宋代著名學者朱熹的《通鑒綱目》和歐陽修的《新唐書》等史籍，認為武則天“即使撇去私德不論，總觀其在位廿一年實際，無絲毫政績可記”。武則天當政時期，“對外族侵淩，全乏對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殘酷，陷人於罪，全憑鍛煉；賦民間農器立頌德天樞，鑄九鼎，構天堂，對國民生計毫無裨益”，武則天的統治阻滯了貞觀以來社會經濟的發展，並曾失掉安西四鎮，危害了國家的統一。武則天自知自己執政中，篡權改製，濫殺無辜，荒淫無道，罪孽深重，無功可記，無德可載，與其貽笑後世，不如一字不鐫。呂思勉還在其兩卷本《隋唐五代史》中，把武則天說成是“暴君”，說她“使濫刑，任酷吏”，所謂“識人才”也是她拉幫結夥，結黨營私而已。
第三種說法認為，武則天一生聰穎機警，常做驚人之舉，立無字之碑是聰明之舉，況且武則天留有遺言：“己之功過，留待後人評說”，功過是非讓後人去評論，這是最好的辦法。因為武則天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應該否定的地方。武則天當政期間，貞觀以來經濟發展的趨勢，仍在繼續；在處理唐高宗去世前後的複雜局麵中，她表現了不平凡的個人才幹；就“納諫”和“用人”這兩點，連許多具有封建正統思想的人土，為之讚歎不已。但是，武則天的消極麵也十分突出。如任用酷吏、濫殺無辜、崇信佛教、奢侈浪費等。特別是統治後期，朝廷政治日趨腐敗，形成一批為武則天所縱容支持的新的特權貴族。武則天被迫交出權力，還政於唐中宗，她知道對自己的一生，人們會有各種各樣的評價，碑文寫好寫壞都是難事，因此決定立“無字碑”，由後人去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