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光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根本問題。長征沿線地區由於自然環境、曆史和社會等因素限製，農村經濟過去是、今天仍然是以農業為主；農業經營呈現典型的小農特征，規模狹小，基本還處於自給自足狀態；與市場聯係鬆散且不穩定；城市化率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大量剩餘勞動力滯留農村。如何促進農業農村發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是這些地區當前麵臨的最緊迫問題。
本文將主要按如下順序展開，第一部分簡要介紹長征沿線地區的自然和經濟狀況；第二部分論述並回答為什麼今天我們要給予長征沿線地區更多的關注和支持？第三部分著重分析這些地區目前經濟發展麵臨的主要製約因素；最後通過上述分析，提出促進長征沿線地區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一些建議。
一 長征沿線地區農村經濟發展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從江西的瑞金出發，先後經過了今天的江西、福建、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您從及陝西10個省區，曆時一年多，行程兩萬五千裏，最後抵達革命聖地延安。長征所經由的地區有城市，如延安和遵義，更多的則是縣城和鄉村。由於它們之間的經濟狀況差別很大，很難放在一起綜合考慮，本文將把長征所經過的省區作為對象進行研究。但在長征所經由的10個省區中，福建省是改革開放的首批試點省市，經濟較為發達，屬於東部地區，很多方麵與其雙省份不可比，這裏不做研究重點。因此，本文所指的長征沿線地區主要是其他9個省區，它們在自然資源、經濟發展水平與結構上存在某些共性。9省區中湖南、江西屬於中部地區，餘下的7個都處於今天的西部。地處西部的7個省份經濟總量占據了西部經濟總量的大部分，結合西部大開發的大背景，文中某些地方宏觀數據還將以西部為例。
1.長征沿線地區的農業資源
西部地區幅員遼闊，人口密度低，具有豐富的農業和林牧業資源。人均土地麵積3.8公頃，人均耕地0.208公頃，人均草地麵積0.8公頃，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一倍以上。西部地區還有林地1400多萬公頃，總體汙染程度顯著低於全國其他地區，很多地方山清水秀，生態旅遊資源豐富。但西部地區農業發展也麵臨諸多不利因素。就總體而言，西北屬於缺水地區，幹旱少雨，蒸發量大，部分地區屬於幹旱或半幹旱區；西南則屬於少土地區，岩石裸露，很多作物難以生長。同時，西部地區由於生態環境基礎脆弱，農業基礎設施薄弱，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還較差。水土流失問題一直較為嚴重，草原退化、沙漠化難以遏製，沙塵暴頻頻發生，農業成災率不斷上升。
長征沿線的9省區1996年農業普查共有耕地麵積4328萬公頃，占全國33.3%；1999年底人口達到3.77億，占全國31.1%；農林牧漁總產值6046億元，占全國總量24.7%，其中農業產值3593億元，占全國農業總產值25.5%；林業產值307億元，占全國林業總產值的34.6%；牧業產值1886億元，占全國牧業總產值的26.9%；糧食產量1.43億噸，占全國糧食詗產量的28.1%；油料產量604萬噸，占全國油料總產量的23.3%；畜產品產量1880萬噸，占全國畜產品總產量的31.6%。由此可見，9省區在耕地和林業資源擁有量上具有一定優勢，人均耕地麵積和人均林業產值兩項指標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人均畜產品產量也略高於全國平均。但是，其他各項人均產值和產量指標均顯著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可以說，長征沿線地區農業經濟發展明顯落後於全國平均水平，某些省區經濟發展水平更始終處於全國各省區末位。如貴州省屬於典型的農業資源貧乏，農業經濟發展水平低省份。全省17.6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山地占了62%。丘陵占了31%，山間平壩僅占7%略多，人均耕地不足0.8畝。1998年，在貴州3658萬人口中，農業人口占了86%。人均糧食產量僅301公斤，經濟作物麵積占全部播種麵積比重僅15%。人均經濟指標多項排在全國末位。
從縣級層次看，長征沿線地區很多地方自然地理環境極為惡劣，基礎設施匱乏，交通不便，水資源短缺，電力供應不足。如以大渡河和瀘定橋聞名於世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的瀘定縣，該縣地處康藏高原向四川盆地過渡地帶，屬於典型的高山峽穀區。年降雨量667毫米，蒸發量1276毫米。境內遍布高山，大渡河由南向北貫穿全境，耕地麵積十分有蠟。同時，交通非常不便，縣城內僅有一條沿大渡河的曲折公路。高山上的一些村落電力和水資源供應存在較大障礙。
2.長征沿線地區的農業經濟增長
曆史地看，長征沿線地區經濟發展取得了綇大成績。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這些省區農業經濟的發展更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糧食、經濟作物和畜產品產量連年增長。目前，盡管局部地區還存在一定程度的貧困，但是，總體上這些地區已經穩定地解決了溫飽問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正在向小康道路邁進。僅1980～1999年的19年間，長征沿線的9省區農林牧漁總產值就從583億元增長到6046億元，增加了9.37倍，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3.1%；同期，農產品產量也出現大幅增長，經濟作物產量更是成倍增長，其中糧食產量從10876萬噸增加到14299萬噸，增長了31.48%；油料產量從170萬噸猛增到605萬噸，增長了256.01%；畜產品產量從437萬噸增加到1881萬噸，增長了330.15%。老區人民物質生活不斷豐富。
“彝海結盟”所在地的四川涼山自治州冕寧縣解放前農業生產力水平一直非常低，農業基礎設施也十分薄弱，人民長期無法解決溫飽問題。改革開放後，這一地區農業經濟實現了持續穩定增長，到1998年全縣農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了9.8倍，農民人竟純收入達到1406元，比1978年增長了11倍。全縣人均占有糧食由1952年的233公斤提高到1998年的452公斤。經濟作物和畜產品產量也大幅度提高，水果產量比1978年增長了16.6倍，年均增長15%；豬牛羊肉總產量比1978年增長6.9倍，年均增長10%以上。
3.長征沿線地區產業結構變化
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長征沿線各省區經濟結構也在經曆著深刻變化，結構日趨合理。第一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迅猛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第三產業迅速崛起，成為發展速度最快的部分，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僅1980～1999年的19年間，四川省GDP總量就從322億元增長到3712億元，增長了10.53倍，其中第一產業GDP從134億元增長到941億元，增長了6.02倍；第二產業GDP從122億元增長到1557億元，淨增加1435億元，增長了11.81倍；第三產業GDP也從66億元增加到1213億元，增長了17.29倍。三次產業比例也從1.0：0.9：0.5發展到1.0：1.7：1.3，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GDP均已超菇包括農業在內的第一產業。同期，湖南省GDP總量從195億元增加到3327億元，增長了16.08倍，三次產業結構比例從1.0：1.0：0.4發展到1.0：1.7：1.6；陝西省GDP總量從95億元增加到1488億元，增長了14.71倍，三次產業結構比從1.1：1.7：0.7發展到1.0：2.4：2.2.
4.長征沿線地區的農民收入及消費
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征沿線地區農民收入出現了較大增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甘肅省為例，1980～1999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53元增長到1357元，淨增加1204元，增長了7.87倍，年均增速達到12.2%。同期，廣西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74元增加到2048元，淨增加1874元，年均增速達13.9%。貴州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62元增加到1363元，淨增加1201元，年均增速達11.9%。從收入增長來源看，盡管目前家庭經營收入仍占到這些地區農民收入詗量的70%以上，但是勞務收入在農民總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仍以上述三省為例，1999年甘肅農民收入中有999元來自家庭經營，占73.6%；有278元來自勞動者報酬收入，占20.5%。廣西省農民平均有1523元來自家庭經營，占74.4%；有396元來自勞動者報酬，占19.3%。貴州省農民平均有1019元來自家庭經營，占74.8%；有264元來自勞動者報酬，占19.4%。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與發達地區相比，這些地區農民收入水平仍然很低，農民收入來源仍然主要局限於增收空間十分有限的種植業。1999年上海農民人均純收入5409元，相當於甘肅的4倍。上海農民人均收入中家庭經營收入僅857元，占15.8%；勞動者報酬收入高達4192元，占77.5%。這說明與發達地區農民相比，中畏部地區農民麵臨的增收機會明顯較少。
長征沿線地區農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從消費支出構成來看，長征沿線地區恩格爾係數，即食品支出在農民消費總支出中所占比例，仍在60%左右，而發達地區食品支出在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則要小得多。1999年貴州省農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1070元，其中，食品支出722元，占67.5%；衣著支出49元，占4.6%；居住支出107元，占19.3%；文教支出84元，占7.9%。甘肅省農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881元，其中，食品支出499元，占56.6%；衣著支出46元，占5.2%；居住支出114元，占12.9%；文教支出98元，占11.1%。而1999年上海市農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3867元，其中，食品支出1669元，占43.2%；衣著支出202元，占5.2%；居住支出681元，占17.6%；文教支出474元，占12.3%。即使在食品消費中，長乍沿線地區農民食用油和肉類消費也明顯低於東部地區，如1999年甘肅省農民人均消費食用油3.91公斤，豬牛羊肉7.29公斤；而上海市農民人均消費食用油7.33公斤，豬牛羊肉16.08公斤，消費量均比甘肅高1倍以上。
5.長征沿線地區的農村貧困
1978年以前，中國按政府確定的國家貧困衡量標準統計的貧困人口在2.5億以上，占中國農村總人口的33%。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和農產品的多次提價，土地產出率大幅提高，農民收入不斷增加，農村經濟顯著發展。經濟發展成為這一時期解決貧困問題的重要力量。從1978～1985年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迅速下降到1.25億，有近一半人實現了脫貧，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也從33%下降到17%。但是，與東部地區相比，長征沿線地區由於社會、經濟、曆史和自然地理方麵諸多因素製約，農民脫貧比例要低得多，全國貧困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到了這些地區。據統計（開發與致富：21世紀初中國扶貧戰略國際研討會，2000），1985年中國有4000萬人年均純收入不足50元（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1/8），占農村人口總數的4.4%。這些人口居住較為集中，大都分布在18個集中連片地區，相當一部分是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邊遠地區。這一情況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隨後，中國政府實行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開發工作。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製定了專門的政策措施，對救濟式扶貧進行了徹底改革，確定了開發式扶貧的方針。並在1986年確定了592個國家重點扶持貧困縣，其中雲南占了73個，陝西占了50個；貴州48個；四川43個；甘肅41個。扶貧資金和政策不斷向西部省份，特別是長征沿線省份傾斜。
1994年中央政府又進一步製定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力爭在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之前，首先解決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截至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已經減少到3000萬人，占農村人口的比例也下降到3%左右。一些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也已經整體上解決了溫飽問題，如井岡山、沂蒙山和閩西南地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地處西北的“三西”地區。1982年12月，國務院決定對以甘肅定西為代表的中部幹旱地區、河西地區和寧夏西海固地區實施“三西”農業建設計劃，每年撥專款2億元人民幣，建設期10年。目標是3年停止破壞，5年解決溫飽，兩年鞏固提高。並在1992年將這一計劃又延長了10年，以穩定解決貧困農戶經濟來源和多數農戶的溫飽問題。1999年經驗收，“三西”地區已從整體上解決了溫飽問題。“三西”扶貧開發使得過去溫飽都解決不了的貧困地區逐漸走上了小康和富裕之路，成為扶貧開發工作的典範，給貧困地區以極大地鼓舞。
長征沿線地區脫貧步伐的加快與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以甘肅隴南地區的宕昌縣為例，從1986～2000年，國家扶貧資金投入累計達到1.785億元，貧困人口人均753元，累計解決了16.43萬人的溫飽問題，占1986年初貧困人口總數19.03萬人的86.3%。同期貧困麵由75.8%下降到15.2%，下降了60個百分點。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盡管西部地區很大部分農民已經解決了溫飽問題，目前其生活標準仍很低。很多地區農業生產條件仍然十分落後，農業生產抵抗自然災害能力還不強，一遇自然災害，一部分人很可能飽而複饑、溫而複寒，重新返貧。仍以宕昌為例，2000年全縣人均占有糧食僅176公斤，人均缺糧125公斤；農民人均純收入615元，不及1998年國定貧困縣人均純收入1318元的一半。同時，該縣貧困人口每年自然增長數達0.14萬，已經解決溫飽的農戶在正常年景返貧數為0.25萬人，受災年則多達2.6萬人。
二 加快長征沿線地區經濟發展的必要性
長征沿線地區經濟的快速和持續發展，不僅對解決該地區自身經濟有著重要意義，而且關係到國民經濟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問題，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同時，這些地區經濟能否快速發展還與生態環境和政治穩定息息相關。但是，由於經濟實力弱，自身積累能力差，因此，單純依靠自身力量，這些地區很難盡快實現經濟的高增長。這就要求國家增加投入，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扶持力度。同時，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增強西部地區自身發展能力，盡快擺脫落後的局麵。
1.大力發展長征沿線地區經濟是我們國家戰略調整的重要舉措
長征沿線地區是著名的革命老區，它們為中國革命奉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戰爭時期無論中國革命如何風雨飄搖，老區人民始終堅信中國共產黨領導他們為之奮鬥的新中國一定會更加幸福美好。解放後，我們黨也一直把老區的發展建設放在重要位置上，製定了很多有針對性的發展政策。著名的“三線建設”時期，國家對西部地區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也為這些地區的發展打下了初步基礎。但是，與東部地區相比，老區的經濟環境畢竟存在很多劣勢。改革開放以後，國際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為了綜合國力的迅速提高，國家逐漸把有限的資源集中投向更具優勢、效益更好的東部沿海地區。1978年以後，中央政府采用了“非均衡發展戰略”，即讓一部分有條件的地區先富起來。在對外開放和財稅政策等方麵都對東部地區進行傾斜，從而加快了東部地區的發展速度。但是，區域間的差距也由此拉大。
因此，東西部今天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說，是國家經濟戰略調整的結果。概括起來，改革開放以後，國家政策主要在三方麵對東部地區較為有利。第一，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上。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一直是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但是，由於開放的步伐是國家主導下有步驟進行的，由經濟特區逐步擴大到沿海沿邊地區，最後擴大到內陸地區，因此在吸引外資上西部地區比東部發達省份要慢得多、總量規模也要小得多。1999年在全國外商實際投資總額403億美元中，東部地區占了87%，西部地區僅占13%。第二，早期的價格雙軌製造成收入向東部地區傾斜。我國中西部地區資源豐富，但加工能力較弱，在國家產業分工中長期以來一直作為發達地區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存在，主要是向東部地區輸出初級產品。而東部地區加工後的產品又有很大部分返銷淡中西部地區。1985年價格改革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國家實行價格雙軌製，很多工業品價格逐步放開，但基本農產品和原材料價格仍由國家控製，實行低價格。因此，這一時期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發展從這一政策中獲益綇多，利潤有了較快增加。第三，財政承包製有利於東部地區增加積累。80年代財政體製改革中，政府引入了承包製。這一政策對東部地區的發展和積累起著重要追用，因為當時東部地區財政稅收收入增長迅速，在承包基數變動不大的情況下，其自身積累必然迅速增長。相反，西部地區則由於增收困難而所獲較少，國家財政的薄弱也使得國家對西部的轉移支付增長較慢，公共財政沒有發揮應有左兠。
今天，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極大提高，政府有能力給予西部更多的關注，促進西部更快發展。而縮小東西部差距，實現西部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也是國家經濟戰略調整的重要內容。隻有如此，才能實現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