販布、賣茶、挑貨擔,曾經是通稱“江右幫”的江西商人傳統的經營模式,無論走到哪兒,萬壽宮永遠是他們的“家”。萬壽宮裏供奉的“神”是許真君,他本名許遜,是西晉年間出任四川旌陽縣令的南昌人,因辭官回鄉治水、醫病,造福鄉裏,被百姓奉為“福主”。就像晉商供奉三國名將關羽為關聖帝君,以其忠義精神相激勵一樣,許真君倡導的“孝、悌、忠、信”四字真言,成為日後江西商人共同遵從的“賈德”。
江右幫鼎盛的明清時期,遍布全國各地的萬壽宮多達1300餘座。可惜的是,隨著近世江右幫地位和財力下降,萬壽宮越來越成為供人上香求神的宗教場所,而與商業無關了,江西商人中更少見新的精神領袖湧現,也缺乏彼此認同的“賈德”了。
盡管江西地方學者並不認同本土商業精神“淪喪”的觀點,但無法否認一個事實:現當代江西商人一方麵文化認同缺失,另一方麵以“螞蟻經濟”為特色的小本經營、小富即安傳統,仍束縛著大多數人的思想,真正成功的大企業家、大資本家,屈指可數。
商業文化失落
改革開放後,外出經商謀生的江西人,為數不少,多為小本生意。比如在北京,基本上賣肉食的、做鋁合金的、做蛋糕的,都是江西人。不同行業地域特點也很明顯,做鋁合金的,大多都來自贛西北安義和奉新兩縣,賣肉食的,則多為南昌縣人。
一些在外的江西商人反省說,江西人性格偏向於封閉保守型,很容易自滿自足,對待外界事物常常抱有藐視而自負的心態,所以很難形成強勢商業勢力。
江西師範大學校長傅修延更尖銳地總結道,江西的傳統文化裏有不利於商業發展的因素,最突出的是與“求新思變”潮流背道而馳的“因循守舊”思想,這與江西人的“盆地心態”,即封閉、保守、孤立、窩裏鬥,“邊緣感覺”,即置身主流之外、冷漠地對待一切,“自戀情結”,即自滿自足、陶醉落後等性格缺陷密切相關。
文化的陷落令江西商人無所適從,小而散的“螞蟻經濟”,一度成為贛商的主要商業模式,這阻礙當代江西經濟及江西商人的真正複興。
江西人引以為傲的張果喜,上世紀80年代中期即號稱新中國第一個億萬富翁,但二三十年過去了,如今他的個人資產依然隻在十幾億元上下徘徊。從好的方麵說,是經營穩健,從不好的方麵說,是戰略過於保守。這與浙商、粵商“敢為天下先”的不斷進取的商業文化,差別太明顯了。
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初,江西商業經濟曾出現過短暫的輝煌。製造了全國第一輛摩托車,方便麵、洗衣機和羽絨服的生產居於國內第二,電視機和電冰箱的市場開拓,也算捷足先登。
曾經,錢江摩托的技術人員要來洪都摩托車廠觀摩,長虹的老總必須去贛新電視機廠取經,春蘭負責人前往灣裏製冷設備廠學習。可是當這些後來者成為各自行業的領軍企業之時,江西人自己的品牌,卻再難覓蹤影。
盡管江西先後出過科瑞集團董事局主席鄭躍文、賽維LDK(美國紐約交易所上市)董事長彭小峰等資本市場上風生水起的“標兵”,但總體上說,多年來重農輕商的江西,先天不足,企業集聚資本的能力偏弱,是新贛商普遍後勁不繼的深層根源。
複興大旗待舉
自2007年開始,江西民間發起重新挖掘傳統商業精神的行動,曆史上輝煌的江右幫,也為“新贛商”的集體崛起注入了足夠的底氣。
同年底,江西省首屆贛商大會召開,地方政府首次介入,係統地組織研究贛商複興之路,希望通過對大多在外遊走的200餘萬新贛商招商引資,為振興江西經濟尋找新的能量。
近年來,隨著江西商人在一些特定產業全麵控製和主導的腳步加快,贛商複興之夢不再遙不可及。
在雪域高原西藏,97%以上的文具市場,由鄱陽湖南岸的進賢縣文港商人控製;在珠三角的廣東佛山,發達的裝飾行業為江西人所壟斷;以鷹潭為基地的眼鏡企業規模很大,眼鏡商人遍布各地;而江西陶瓷學院派,更是我國陶瓷行業的中堅力量。其他影響較大者,還有撫州市資溪縣的麵包業者、上饒市廣豐縣的挖掘機大軍,等等。
長期致力於明清時期湘鄂贛地區社會經濟研究、對江右幫興衰了如指掌的學者方誌遠認為,對本土人文精神、對本土文化的高度認同,是當今贛人和贛商所缺乏的,而重振贛商雄風、發展江西經濟,必須兩手都要硬——即招商引資、引進項目固然重要,但培植、保護、提升江西本土的商人更為重要;請外來和尚念經固然重要,重塑贛商精神、建立文化認同,同樣不可忽視。
這位祖籍徽州休寧、在江西土生土長的地方商業史專家說,當務之急是要形成有號召力的江西大品牌,樹立有凝聚力的贛商新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