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識大體的，知好醜的。上世紀５０年代初，梅蘭芳赴京出席文代會，一路上每遇車站停車，萬頭攢動，爭看伶王；在北京下小館子，飯罷出不了門，都是來看梅蘭芳的，他們不管他少小時是不是“歌郎”，沒有誰想過這些。
長文中又引陳寅恪論柳如是為陳子龍作“男洛神賦”事，陳氏說，“曆三百年，迄於今日，戲劇電影中乃有‘雪北香南’之‘南洛神’，亦可謂預言竟驗矣，嗬嗬！”遂指所譬為梅蘭芳。頗費疑猜。何不引陳寅恪１９４９年秋詩，“報載某會中有梅蘭芳之名，戲題一絕”。詩雲，“蜂戶蟻（音娥）封一聚塵，可憐猶夢故都春。曹蜍李誌名雖眾，隻識香南絕代人”。此詩明指梅氏，用不著猜疑。其愛重之意，更為彰顯，可與過去多種“梅郎詩”作一對比。其差異何如！過去那些爛名士、小報記者得到這樣的題目，無異中了頭彩，哪能不賣盡氣力，鋪張揚厲，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對待此種“史料”必須倍加小心，慎重審讀。有寅恪先生詩在，可見詩格相去竟有如此差距，可不慎哉！
１９４４年前後，巨奸梁鴻誌嫁女於朱樸，在上海舉行盛大婚禮。有人寫了一篇詳盡的報道，來賓中竟有梅蘭芳，見者驚異，蓄須明誌的梅，怎會出席於這樣的場合？這正好作一個好例，說明在險惡的環境中，梅所碰到大大小小的難關，是如何化解的。他的底線是不登台、不唱戲。其餘都是小節，可不予計較。這是處於當時那個日偽環伺時代正直的人處世的原則。時移勢異，在今天看來就不免有些難於理解，是不足怪的。
解放後梅受到非凡的重視，出任戲曲研究院的院長。不久在天津演出時接受記者的采訪，針對當時“戲改”的現狀，發表了“移步不換形”的意見。一下子惹惱了主持“戲改”的田漢、馬彥祥輩，責令檢討。滯留天津許久，經過阿英的反複協調，最後以對記者談話的方式得到解圍，始得離津返滬。從此再不見他對戲曲改革發表新的意見。身居院長高位，本應對戲曲改革方向、方式多有建白，但隻當了個甩手掌櫃，實權交給馬少波等打理，掛名院長的他隻抓緊時間到全國各地旅行演出，不忘本業的實踐，在環境允許下盡力完成一個演員的本職工作。這是梅在新社會碰到的一次挫折和他的應對之道。歸根結底，他的行動都是積極，而並非消極的，真不負陳寅恪“隻識香南絕代人”的稱譽而無愧。直至病重，在病床上仍念念不忘他的觀眾，深以未能遠赴邊遠地區使熱愛他的觀眾在舞台上親睹他的現身為憂。這才是真正的“德藝雙馨”，可惜此一崇高的徽號，今天已經貶值、異化到如此地步，並舊事重提，從垃圾堆裏搜尋，“考證”，加以“歌郎”的可疑“桂冠”，事勢之奇，竟至於此，想再說些感想，終不免是些“閑言語”，隻得就此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