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因為徽商重教崇文傳統的影響，無論處境如何艱難，父母都要送我和妹妹七兆讀書，千方百計讓我們接受良好的教育。然而主觀願望與客觀條件存在巨大差距，我的求學之路異乎尋常地坎坷曲折。
第一節私塾開蒙（1941）
1940年冬至1941年冬，我家在黃泥壩徽商許某家住了一整年。許有二子一女，兩個兒子小名“狗哩”、“貓哩”，以前不知在哪裏讀過書，當時輟學在家；女兒名春梅，與我年齡不相上下，都到了該上學的時候。1941年元宵節一過，許某牽頭辦了一所私塾，他請徽州同鄉汪德達先生任教，借小山腳下的關帝廟做塾址，動員送孩子來讀書的人家搬些桌凳來，擇日開學。
開學那天，年齡大小不同，文化程度高低不一的男女學生們在家長帶領下，提著茶食盒，陸陸續續到達關帝廟。把桌子並攏來，擺上形形色色的茶食盒，師生和家長一起喝茶吃糕點。汪先生預先在關帝木雕像左側用大紅紙寫上“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之位”。家長們要學生向“孔夫子”和汪先生行跪拜之禮，我害羞，隻鞠了一個躬。我家未提來茶食盒，許老板說，春梅的也就是我的，二人共一個茶食盒即可。許家開了一爿糕點店，春梅的茶食盒中的糕點豐富多樣。開學儀式結束後，家長們提著各自的空茶食盒走了。汪先生指揮學生們安頓桌凳，男女生分坐天井兩廂，“男女授受不親”是也。先生書桌橫置關帝像前，麵斜對男生，背斜對女生。我與春梅合用一方桌，相向而坐。
不同程度的學生所學課本與習字方式不同。高級學生讀“四書”、“五經”等。“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大約《孟子》很難背，高級學生叫苦曰：“《孟子》《孟子》，打你半死；《離婁》《離婁》，打你爬樓。”《孟子》共七篇，《離婁》是其中第四篇。書背不出來的學生，是要挨先生毒打的。私塾信奉“棍子底下出人才”，施行體罰教育，無論打到何等程度，家長絕不幹預。高級學生寫字是臨帖，臨“顏體”、“柳體”等帖。此外，汪先生還教他們做對聯，做格律詩。
我與春梅是開蒙的初級學生，每天隻要背書、習字。先背《三字經》，開頭兩天我背先生用朱砂筆點讀的句子背得順溜，高高興興早早回家。第三天背“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覺得佶屈聱牙，讀不順，記不住，見同學們背完書走了一些，心裏更慌，越慌越背不好，最後結結巴巴勉強過關，我含著眼淚離校返家。我以最後一批離校為莫大恥辱，從此以後不敢掉以輕心，讀書比較發憤，注意摸索學習方法，提高學習效率，大有長進，終於成為汪先生的得意門生。後來上小學、中學、大學，期期名列前茅。學習上了路子，一通百通，並不費勁。
在私塾背完《三字經》後，又先後背了《女兒經》、《朱子家訓》、《百家姓》、《千字文》、《增廣賢文》、《龍文鞭影》、《幼學瓊林》等傳統教本，從中受到傳統文化道德的熏陶。
《朱子家訓》中“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等訓示，我當時即遵照執行。形成習慣，一生均堅持早起，講究衛生，手腳勤快，節衣縮食，不暴殄天物。
習字先是描紅，描紅本內容是：“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稍後蒙影，用透明的竹紙蒙在先生寫的帖上描摹，汪先生為我寫的帖是：“一去二三裏，煙村四五家，樓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有一天，發生了一件怪事：父親給我買了一塊長長的徽墨，我一到私塾，從書包中先取出這塊墨，放在桌上，再取習字本和筆硯等。準備磨墨時，發現那塊墨隻剩下半塊。春梅說：“可能是廟裏的鬼切去了一半。"說得我毛骨悚然。父親是醫生，相信科學，不講迷信，他認為可能是有人“調了包”，用舊墨換了我的新墨。但誰有這般本事，能在我的眼皮底下“調包”？！此事始終是個謎。
汪先生對學生要求極嚴。人們都說：瘌痢脾氣暴躁。此話在汪先生身上也得到驗證。汪先生頭上可能生過癩瘡，頭皮光光的，寸草不生。他脾氣急躁，動輒暴跳如雷。一位姓馮的男生，年幼貪玩，書讀不好。汪先生一邊吼著“孺子不可教也”，一邊對馮生又打耳光又鑿栗暴（馮生頭上被敲出好多包），還罰跪，打屁股，揪耳朵，有次把馮生耳朵撕裂開一道口子，鮮血淋淋。但越打越糟糕，馮生的學習越來越差，見到先生像小鬼見到閻王，渾身篩糠。某日，先生因事外出，幾個男生趁機到附近土地廟去“義結金蘭”，被先生逮個正著。汪先生將這幾個倒黴鬼趕回學校，命令他們自己搬來長條凳，自己脫褲子，自己趴在長條凳上，先生手持戒尺，打了每人20大板，痛得這些男生們鬼哭狼嚎。
先生規定，無論何時，學生都不準下座位玩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學生們紛紛以上廁所為由，到外麵玩一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先生想了個主意：在他的筆筒裏插入一支竹簽，要求上廁所者須先到先生筆筒裏取到那支竹簽方可外出。這樣一來，每次隻能出去一人，一人在外麵玩也乏味，大都上完廁所即歸，把那支竹簽仍複放進先生筆筒。有一天，我的字寫完了，書也念熟了，枯坐著很難受，百無聊賴之際，對麵的春梅用雙手拉開嘴巴對我做鬼臉，我忍不住“撲哧”一笑，先生馬上命我跪到“孔夫子”麵前。這是我從汪先生讀書一年中唯一一次受罰。女同學們深表同情，偷偷傳遞草紙給我墊膝。先生座位斜背對著女生，他對女同學和我的小動作是沒發覺還是睜隻眼閉隻眼，就不得而知了。魯迅在《論語一年》中說：“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許學生憤怒、悲哀，也不許高興。”汪先生就是這樣的。
在私塾讀了半年書後，鎮上開辦了黃泥壩中心國民小學，當局動員各家送孩子到小學讀書。從9月開始，我早上和晚上上私塾，上午和下午則上小學，插讀二年級。我每天“黎明即起”，在黑暗中摸索著穿衣，匆匆洗漱即趕去私塾念書習字；晚餐後，手端一竹筒，筒內放些植物油，筒上放一粗瓷燈盞，燈盞內放兩根燈芯，到達私塾後將筒內的油倒些在燈盞內，劃火柴點著燈芯，就在這微弱的燈光下刻苦攻讀。年底，汪先生對我父親說：“你女兒天資聰穎，又很努力，書讀得好。你把她交給我培養三年，我保證屆時她可以跟你學醫。”從此，父母對我的期望更為殷切，但從不施壓，更不打罵。我是父母的乖女兒，比較自覺，用不著他們操心。1942年陰曆年前夕，我家回到石門街。從此告別了汪先生，也告別了私塾。
第二節小“留學生”（1942-1949）
1942年春，我進石門街中心國民小學就讀。學習一帆風順，期期考全校第一名。從這年始，我迷上讀小說。所讀第一部小說是《西遊記》。時值暑假，我關在臥室內，酷熱難當，脫掉上衣，沉湎書中。讀到妖怪作祟時，獨處有點害怕，便穿好上衣，轉移到大廳內繼續神遊於吳承恩的神話世界裏。廢寢忘食，很快將《西遊記》讀完。從此一發而不可收，除了上學，一天到晚手不釋卷。石門街民間藏書相當豐富。雖然1941年遭日寇燒殺擄掠，但許多人家劫後又不停地購書。我父親治好過很多人的病，被視為恩人，恩人的女兒借書當然不成問題。父親喜歡讀書，母親也愛看小說，所以家裏也陸續買了一些書。從1942年暑假至1947年上中學止，我在課餘所讀課外書刊，以舊小說和通俗小說為主，也涉獵了一些現代文學作品。書讀得多了，潛移默化，寫起作文來，下筆如有神，又快又好，屢獲國文老師好評。讀書讓我獲得許多知識的同時，也提升了表達能力和理解能力，同時也使我受到真善美的陶冶和封建倫理思想的熏染。書中那些清官忠臣、義夫烈婦以及扶危濟困、除暴安良的“俠”們成了我崇拜的人物，那些貪官汙吏、奸臣賣國賊以及陳世美之類見利忘義之人則成為我唾棄的人渣。我關心書中好人命運，與他們同悲同喜，一邊看書一邊哭或笑，感情極其投入。
父親望女成鳳心切，培養我可謂不遺餘力，聽說哪所學校教學質量高，便送我去該校就讀。我自九歲開始，就遠離父母，負笈他鄉，成了個小“留學生”。
1943年下半年，我隨父親到離家35華裏的潼家灘，擬進潼家灘小學讀書，寄住在父親友人黃某的藥店裏。晚上，我常和店裏的小夥計們一道用手指搓藥丸，要搓得每粒大小差不多是需要下工夫的，我虛心向小師傅們學習。藥丸是用我父親開的處方，把藥煮成濃汁，拌以蜂蜜等製成。在這期間，我讀了幾本公案小說：《彭公案》、《施公案》等。忘了什麼原因，終於未進潼家灘小學。
1944年下半年，我到離家25華裏的謝家灘勵誌小學讀五年級，吃住在二伯父家。其時，二伯父葉鬆泉與我的堂姐夫（堂姐閨鳳的丈夫）在謝家灘合夥開棉花行，生活安定。前二伯母已去世，續娶的二伯母也是黟縣人，她娘家是景德鎮已趨衰落的名門望族，其父聽媒人說我二伯父是“葉義和”的子孫，放心地把女兒嫁給他。實際上，“葉義和”早已不複存在。二伯父後來籌措到一筆資金，便到謝家灘開棉花行，把二伯母也帶到謝家灘。二伯父的次女雲仙在1944年上半年因戀愛受到刺激患上狂暴型精神病，受盡折磨而死。一朵美麗的鮮花被摧殘了！她患病前曾帶我到照相館合影，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照相，有點緊張，臉繃得緊緊的。我在勵誌小學讀書時就住在雲仙生前所住廂房內，雖感害怕，也無可奈何。
勵誌小學規模較大，有三棟教室。校長姓彭，他的兩個女兒是我的朋友。放學歸來，作業完成後，便逗逗小堂妹霞仙，看看小說。有一段時間，我突然對繪畫發生興趣，有空就臨摹仕女畫，陸續畫了古代四位美女，一筆不苟，極其認真。但我好像沒有繪畫天賦，畫的畫比較呆板，又無老師指點，不久便放棄這一愛好。課餘還是熱衷看小說。晚上常聽在棉花行當店員的堂兄葉漢雲講劍俠故事，我聽得走火入魔，謀劃到峨嵋山去學道，幻想把口一張，一道白光即可取下壞人首級，為民除害，何等豪氣幹雲。漢雲知道我的想法後大為吃驚，趕快“滅火”，不斷灌輸：他所講的都是寫小說的人虛構的。
是年臘月初七夜，我正在二伯母房中看《鏡花緣》，二伯父與霞仙已在床上進入夢鄉，二伯母則在為二伯父做夜宵，二伯父有睡一覺起來吃夜宵的習慣。靜謐中忽聽外麵人聲鼎沸，有人大喊：“起火了，起火了！”我連忙走出房門，隻見天井中紛紛揚揚落著火星。二伯母叫我穿上父親不久前送來的新棉大衣趕緊跑。我跑到院子裏，竹籬笆圍牆已著火，我衝出火海，跑到圍住全鎮當城牆的木柵欄旁，一對中年夫婦拚命弄開一根木頭，可容小孩出入，我便先鑽出去，接著滾下護城溝，從溝內爬出來，避開火舌方向，茫然向荒野走去，深一腳淺一腳，急急如喪家之犬。跑著跑著，突然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來是一姓施的同班男生，他家在鄉下，平日住校，他從已著火的學校跑出來，準備回家，見我漫無目的地亂走，建議我到他家休息一晚，明早他陪我回謝家灘。到達施家已是深夜，但他家大廳中數十部紡車還在轉動。為了節省燈油，村裏的女人們每晚都集中在這裏，靠供桌上一盞油燈如豆的燈光，打夜工紡紗。施的祖母叫我去東廂房蘭妹子床上睡覺，蘭妹子早已睡著，我惦念著二伯父一家、堂姐一家和堂兄漢雲等人的安危，徹夜未眠，不斷流淚。窗中透進一線曙光時，便起床與施同學一起回謝家灘。“蘭妹子”是什麼樣子我不知道，但這名字我至今沒忘。
謝家灘城外田野上，到處是災民。漢雲哥正在四處找我，他們都以為我已葬身火海，見我安然無恙地歸來，喜出望外，立即帶我去見二伯母。並告訴我，整個謝家灘隻燒死了黎某家六口人，他們迷信高高的結實的風火牆可擋火勢蔓延因而不往外跑，穩坐家裏，誰知昨晚刮大北風，火趁風勢，火星落到哪裏哪裏起火，把謝家灘這座繁華的集鎮燒掉了一大半，黎家一家人全部燒死。黎家兒子是我的同學，不幸遇難，我很難過。
二伯母和霞仙睡在一座又小又破的茅草棚內的床上，所謂床，是用兩條長凳扛著一塊竹編板子，咯咯作響，一件爛棉衣疊起當枕頭，一片又一片又黑又髒的爛棉絮拚搭著蓋在身上墊在身下，就算是被褥。這張床占了草棚的大半麵積，除草棚的一角有幾件炊具，別無他物。貧窮到如此地步的人家，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心靈受到極大震撼。草棚男女主人富於同情心，自己沒睡，把床讓給我二伯母和堂妹休息。我放在二伯父家的書本衣物和二伯父的棉花家產全部化為灰燼。
二伯父一家三口，堂姐閨鳳夫婦，堂兄漢雲，還有我，浩浩蕩蕩步行到達石門街我的家。那天是“臘八”，母親煮了臘八粥。二伯父等在我家休整數日後，全去了景德鎮，二伯父一家投靠二伯母娘家，閨鳳夫婦投靠姐夫的父母（徽商），漢雲則到一徽商店裏當店員。後來二伯父去上海為一徽商當賬房先生（會計），因水土不服，患水腫病客死他鄉。二伯母與霞仙生活艱難。1975年二伯母病逝。聽說二伯母之死與受刺激有關：長婿不知何故土改時被鎮壓；長女鳳仙“文革”中被迫自殺；二女雲仙早已慘死；三女霞仙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不幸病亡。二伯母也是一個苦命的徽州女人！
1945年上半年，父親送我到袁家堰小學就讀，寄住父親病人姚某家。姚某開一爿雜貨店，親自經營；另有一些土地，雇兩個長工耕種。姚妻與一女傭做飯。姚家夥食不好，到六月份還吃春節前做的年糕。據說年糕耐餓，姚家做了許多，放大缸中用水泡著，天天用來當早餐，春暖之後年糕發酸，難以下咽，長工頗有怨言。我寄人籬下，隻有忍耐。最難受的是精神上受壓抑。姚的獨女比我大一兩歲，與我同班。不知為何，她經常欺負我。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忍氣吞聲，鬱鬱寡歡。姚某問我是否有病？表示關懷。我什麼都沒說。期末拿到名列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單後，收拾衣物趕緊走人。
1951年春，我在化民小學任教時，聽說姚家在土改中被劃為地主成分，姚某肺病複發，吐血身亡，其妻女生活極其困難。我不念舊惡，向方純校長推薦姚女，蒙允接受姚女來當初小教師。姚女得我信後立即趕到化民小學，從此正式參加了工作。我與她共事數月，見她性格有很大變化，不多說話。環境改變了人！
上世紀90年代偶然獲悉我在袁家堰小學讀書時的班主任兼語文教師葉老師尚健在，他大概是我小學階段碩果僅存的老師了，遂致信問候。他很快回信，說還記得我這個品學兼優的學生，索照片留念。我寄去一張近照，並寄了一點錢，聊表不忘師恩之意。當年他很欣賞我的作文，寫評語予以鼓勵，我記得有“如波瀾起伏”、“若天馬行空”之類的評語。
1945年下半年，我仍回石門小學讀書。晚上則師從四川人馬先生讀《論語》、《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等古書。有一天小學放學時，天突然下大雨，我沒帶傘，便拚命往家裏跑，誰知道從路旁竄出一條狗，在後麵追我，我全然不知，兩條腿跑不過四條腿，那狗很快追上我，在我一條小腿上猛咬一口，血流不止。幸而不是狂犬，否則我便沒命了。從此以後，我很怕狗甚至許多動物。
1946年夏，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在石門小學畢業。父親沒錢送我到外地考中學，我隻好在石門小學複讀一年。我的女同學們的命運還不如我，初小一畢業，一個個被迫輟學，她們的父母認為女孩子是“別人家的人”，不願花“冤枉錢”培養她們，要她們在家裏帶弟妹、做家務、學做鞋、學繡花。有錢人家的女兒也不例外。我在石門小學讀高小時，班上女生僅我一人，勢必要與男生同桌，為表“男女授受不親”，用粉筆在長課桌中間畫道“楚河漢界”，雙方不準逾越。
不外出“留學”，便進石門小學，石門小學似乎成了我的收容所。其實，石門小學是所教學挺不錯的學校，校長姓薑。我的小學生涯主要是在石門小學度過的。在這裏，有兩件事難以忘懷。其一，1943年6月，妹妹六兆之死與石門小學同班某女生的惡行有關，為此我對她長期積怨在心。其二，高小畢業時，學校提出，頭名生要送三斤豬肉到學校參加畢業聚餐。那時我家裏非常困難，母親想辦法為我買了三斤豬肉。畢業典禮後，畢業生動手做飯菜。我曾見母親做過徽式紅燒肉，便毛遂自薦做這道菜，結果用油熬糖色時沒掌握好火候，過了頭，使紅燒肉帶上苦味，我為此很感愧疚和不安，聚餐時悶悶不樂。後來讀高中時我寫了一篇作文《畢業的一天》，記敘此事，並上綱上線，對舊教育予以諷刺，對校長的描寫亦有不敬之詞。
1947年8月，因有了出售太平關屬於“葉義和”四房的田地所分得的錢，父親送我到九江報考中學，落腳姑母家。我以進女校為原則，首選不收學費和膳食費的九江女子師範學校。因年幼無知，考前未去熟悉考場，考試這天找不到考場，待找到已遲到好久，監考老師所宣布的“注意事項”等都未能聽到。一看黑板上有作文題《有誌者事竟成》，便慌慌張張做起來，寫完草稿，向監考老師要紙謄抄，老師說紙在桌上，我這才注意到桌子角上有什麼東西，打開一看，是一份印好的新生入學國文試題，留有謄抄作文的空白，作文題是《我的媽媽》。一問才知黑板上的作文題是高年級學生的補考題。糟了！急急忙忙答試卷上的問題，然後做作文，未及完稿，考試時間到，老師來收卷子。第二天的算術、常識考試我沒去參加。父親和我對歎一番後，商量考九江私立儒勵女子中學。儒勵女中教學質量高，管理嚴格，是求學的好去處，但她是私立的教會學校，被稱為貴族學校，學費很貴，原來我不敢問津，如今進“女師”無望，不得不考儒勵，九江女校就這兩所。有了考“女師”的教訓，考儒勵時一切順利，竟以第一名高居榜首（學校張榜公示），成為石門街有史以來第一個女中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