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勵所上第一堂課是英文，授課教師是美國人謝小姐，她把學生逐一喊到講台前，問“What is your name?”這種簡單的問話對於從儒勵附小升上來的同學而言，簡直是小菜一碟，她們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英文。可我連ABC都不會，一時傻了眼。這是儒勵給我的“下馬威”。謝小姐講課一句漢語都不講，不知她是有意如此還是不會講漢語。我聽課雲裏霧裏，困難重重。謝小姐注重口語和聽力訓練，每天上新課前都有小測驗，以鞏固舊課。她把全班同學叫到大教室周圍黑板前，分單雙數（以免學生左顧右盼）聽寫，我幾乎天天不及格。怎麼辦？如果因此留級怎麼對得起父母？！我隻好背水一戰，課餘多花些時間學習英文。天道酬勤，大約半個多學期以後，我基本上能適應謝小姐的講課，期末考試取得較好成績。這對我是莫大鼓舞。期間，美國人華小姐代過課，教法與謝小姐如出一轍。
別的課程也很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我學得都很輕鬆。我在儒勵讀了三個學期，國文教師先後有王文清、何述道（儒勵校歌詞作者）和剛從金陵女大畢業的李淳蘭。老師們狠抓作文訓練，常常在課堂上朗讀我的作文，或把我的作文貼在教學樓走廊牆上展覽。數學老師是劉廷儀，她的課概念交代清楚，語言幹淨利落，她把那些枯燥的數字變成訓練我們邏輯思維的符號，使我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她發給每人兩個牛皮紙封麵的考試本，經常考試。我的兩個考試本上隻有一個95分，其餘都是100分。作業多，考試多，是儒勵教學特色之一。劉老師對學生要求嚴格，她不苟言笑，我們都有點怕她。（可參看本書收入的《關於廷儀師二三事》一文）剛從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的洪有紈老師嬌小玲瓏，說話輕柔，當我們初一的班主任，教我們初二的化學。教體育的老師姓張，教公民的老師姓汪，教音樂的老師是遊戩。教其他課的老師我記不清了。儒勵的高水平教學為我奠定了良好的學習基礎，儒勵的嚴謹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儒勵女中創建於1873年，為美國傳教士所辦。我就讀儒勵時的校長是吳懋誠，她於1928年從美國米理蘇達大學獲化學碩士學位後歸國，成為儒勵第三任校長，也是中國人任儒勵校長第一人。她為獻身教育，終身未婚。儒勵教師絕大多數為女性，終身不嫁者占很大比重。她們大都畢業於名牌大學或留學美國。
儒勵校訓為“真實必勝虛浮”，重視教學，主張學生德智體全麵發展，致力於把學生培養為對社會有用之材；同時也注意對學生進行“淑女”教育，要求學生有禮貌、講衛生、注重儀表、修煉氣質、培養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素質。吳校長周會時的講話，除了總結上一周的教學等大事外，對生活細節也不厭其煩地加以指導，如走路要挺胸收腹，雙手不要放在口袋裏，坐下時不要提起旗袍，手帕要折疊放口袋，房間要保持整潔，等等。
儒勵的寢室整齊劃一，每間房內除了一張上麵不能放任何物件的五屜櫃和四張用白布包成豆腐幹似的床（高中生睡鋼絲床，初中生睡木板床）外，什麼雜物（雜物一律存放於公用儲藏室）、垃圾都看不到。儒勵的教室、走廊、樓梯扶手纖塵不染，除有校工掃抹外，學生每周六下午勞動時間多半用來仔細擦抹樓梯扶手。儒勵學生隻能在傳達室會見來訪的親友，校園內沒有雜人。學生每周隻能在周日下午回家或外出辦事，6時必須返校。管理十分嚴格而有序。那時全校學生隻有200餘人，又全都是女孩，比較好管理。所有這些對於我們能夠專心致誌地學習，養成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生活習慣都有助益。
儒勵是名副其實的貴族學校，學生多為富家女，小車接送者有之，冬穿裘皮大衣者亦有之。九江人稱同文、儒勵兩所教會學校的學生為“同文少爺、儒勵小姐”。貧家女也有，極少，一般是與教會或儒勵有這樣那樣瓜葛的。像我這種什麼背景什麼關係也沒有，又不入基督教的清貧學子不說是絕無僅有，恐怕也是寥若晨星。我的穿著打扮很寒酸、很土氣，在花蝴蝶般洋氣可愛的“儒勵小姐”中極不協調。剛入校時，一位家開醬園的熊同學欺生，故意把墨水弄在我的書本上，我氣得流淚，但沒跟她吵架，我不會吵架。
然而，即使世態炎涼，人間仍不乏真情，高元生（九江名醫高淩雲之女）、姚慧玲（南昌人，其父在九江盆浦路口開皮貨和夏布店）、吳葆珠（某破落北洋軍閥的後人）、饒錫偉等同班同學對我非常友好；還有王華揚（王萬和藥店老板之女）、趙桂君（三北輪船公司老板之女）等對我也相當友善；尤其是高中部的羅靜宜，對我關愛備至，她和她的一些班友昵稱我為“美人魚”、“白雪公主”，她們常用手掌遮住我的嘴巴，為我的牙齒長得不好表示由衷惋惜，憐愛之情溢於言表。靜宜曾送我花布旗袍，我婉辭未受。我有較強的自尊心，不願接受施舍。端午節，靜宜從家裏提來一串火腿粽子送給我，不吃也會壞，我接受了。某周日，靜宜帶我到她家裏玩。平日我見靜宜淳樸善良，以為她是普通人家的女兒，到了她家才知她是豪門小姐。她家大門口有持槍的兵士守衛；客廳正麵懸掛著蔣介石的巨幅照片，上款題著“幼鬆同誌惠存”，下款題著“蔣中正敬贈”；花園圓洞門那邊走動的婦女一個個塗脂抹粉，珠光寶氣。我不知羅幼鬆為何許人，後來才知道是國民黨政府交通銀行行長。他是靜宜的父親還是伯叔父，我始終未問過靜宜。我很難將靜宜與如此顯赫的人物聯係在一起。在儒勵，這些同學對我的情誼，溫暖著我的心。我退休以後，四處打聽她們的下落，知羅靜宜已去世，高元生和王華揚在北京，吳葆珠在烏魯木齊，饒錫偉在南昌，趙桂君在揚州，隻有姚慧玲，不知她在何方，我至今還珍藏著慧玲和我的合影，企盼能有一天與她重續友情。
儒勵校風重學習，成績優良的學生受到老師器重和同學欽佩，無論你出身富有還是貧窮。我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績改善了自己的處境。熊同學曾悄悄地從我的課桌抽屜中取去兩個數學考試本，看後又悄悄放回原處，從此對我相當友好。初二時，我被班主任李淳蘭老師和同學們選為班長。儒勵傳統做法是：第一名當班長，第二名當副班長。第一名姚湘雲出自名門，她性格較內向，所以李老師讓我當班長，湘雲當副班長。凡遇自習課，李老師不來，她要我維持秩序，督促學習。少數同學根本不聽我的，不是聊天便是吵架，或下位走動。（可參看本書收入的《懷念李淳蘭老師》一文）
儒勵有時請一些人來做報告，我記得有一位骨結核女患者，講她如何堅強地與疾病作鬥爭，很感人。
儒勵每年有話劇演出，演員都是高中同學，李淳蘭老師的妹妹李至安和羅益華，身材高挑，扮演男角，把頭發盤在腦後用發夾夾住，穿上男服，很帥。他們演出的劇目我記得有丁西林的《一隻馬蜂》等。我們初中小鬼沒有資格與能力參演。從小愛看戲的我，為了過戲癮，與同寢室的王先敏、馬存蘭（？）星期天自編自導自演小話劇。我們把木板床並攏來當舞台，把被子枕頭折疊起來當桌椅。鄭禮榮等班友來當觀眾。我們編演過《孔雀東南飛》，王先敏演焦仲卿，我演劉蘭芝，馬存蘭演凶狠的婆婆。我們挺投入，把這出愛情悲劇演得悲悲切切。每年聖誕節前夕平安夜，同文、儒勵聯合演出聖嬰降生於馬槽的歌舞劇，小天使圍著聖母馬利亞飛翔，伴有唱詩班的吟唱。教堂內彌漫著一種肅穆氛圍，我們的心靈似乎得到淨化和升華。聖誕節清晨，我們到教學樓的巨大聖誕樹下去尋找寫著自己名字的紙襪子，裏麵裝著一支鉛筆和一塊橡皮，那是“聖誕老人”送給我們的聖誕禮物。上午，我們去同文教堂做禮拜，可以得到一張精美的聖誕卡。儒勵雖是教會學校，卻並不強迫學生入教。我在儒勵，一未記名，二未領洗，三未入教，並未因此受到歧視，當然也沒有得到教會和學校任何資助。
儒勵有十餘架鋼琴，每期交12塊銀元，便有老師一對一地教彈。我沒錢，隻好望琴興歎。饒錫偉周日單獨練琴，常把我叫去，教我一些基本彈法。我總怕被老師看見連累錫偉，學琴時心不在焉。課餘我們常玩的遊戲是“官兵捉強盜”。有時我和趙桂君去乒乓球室打乒乓，無人指點，我憑感覺胡打，逐步形成快速推擋的所謂個人風格。就憑在儒勵練就的這三板斧，後來我在九江一中和南開大學中文係竟獲得女子乒乓球冠軍。我們有時踢踢毽子，我能變化多種踢法。後來在九江一中踢毽子比賽中獲得第二名，第一名是李鳳娥。
儒勵校園內有兩棵高大的胡桃樹，每年深秋，枝頭果實累累。一遇刮風天氣，我們晚上一個個輾轉反側，不能成眠，天剛放亮就起床，直奔胡桃樹下撿胡桃（是那種兩頭尖形如橄欖的品種）。鄭禮榮和餘品芳是撿胡桃的高手，每次收獲都很豐盈。我眼睛有點近視，在草叢中尋尋覓覓，往往收獲甚微，但仍樂此不疲。我們追求的是撿的過程而非結果，誰撿到一顆胡桃即發出歡呼，大家都感染了好心情，釋放出發自心底的快樂。
課餘我的最大嗜好還是讀文藝書刊。我讀了大量中外小說，有時一天讀七八本，隻看情節，詩詞歌賦往往被我翻過去不看，這種讀法主要是對付租書（計小時不計本數）。
我在儒勵收獲知識、友誼和文體活動帶來的愉悅時，與其他同學不同，備受貧困煎熬。國統區物價飛漲，貨幣貶值，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我父親雖有高超醫術，但在貧困凋敝的集鎮農村行醫，隻能勉強維持全家低水平的生活，加上他常常給窮人送醫送藥，家庭更加貧窮，實在無力供我在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讀書，我多次在學校周會上被點名追討欠費。1948年，父親不得不借高利貸寄我金圓券14元，郵路上走了八九天，到我手裏時，這筆錢已貶值不少，但對我來說，仍是一筆巨款，我取來放在宿舍五屜櫃屬於我用的抽屜中，即去浴室洗澡，回房不見了這筆錢，頓時驚得魂飛天外，報告訓育主任也沒下文。我班李振華被偷一元金圓券，訓育主任在周會上提到此事，對我丟失十四元金圓券，她絕口不提。我好傷心，訓育主任何厚此而薄彼也？！這是我在儒勵受到的一次最大傷害。我見學校如此絕情，便沒有催促學校清查，隻是給父親寫信請罪，一口一個不孝女。後來聽母親說，父親讀信時淚水漣漣，又去借高利貸寄我補交欠費，並寫信對我百般勸慰。
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四川楊妹九年不食。我想我如果可以不吃飯，就可以減輕父親的經濟負擔，於是注意看有關後續報道，潛心研究楊妹不食的奧秘，但報上語焉不詳，我的研究不得要領。好久以後才知道，重慶市衛生局在一些醫學家、科學家要求下，派人秘密監視楊妹，發現她偷食，從而揭穿了這一偽科學新聞。我的“研究”隻好悵然作罷。
儒勵畢竟是教會學校，每餐飯動筷子之前必做禱告：“感謝主賜我們飯菜……”我常常念念有詞：“主啊，既然是你賜的飯菜，請你讓學校免收我的夥食費吧……阿門！”儒勵夥食很差，這一點與公立學校並無二致，我們難得吃到葷腥。有次吃肉，總務主任胡老師（學生們稱之為“胡家婆”，不知是褒還是貶）讓廚房師傅把肉剁碎塞進挖空心的苦瓜中蒸食，許多學生吃不慣苦瓜的苦味，鬧了一次小小的學潮，我稱之為“苦瓜風波”。我在儒勵因營養不良，導致頭發分叉，發育受阻。九江的同學則經常從家裏帶菜來加強營養。
儒勵采取封閉式教育，使我們“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遠離政治和社會。但到了1948年下半年蔣家王朝垮台前夕，儒勵也沾上了一點“政治”：一是教學樓牆上貼了幾張政治性標語；二是學校組織全校師生，穿上校服（綠布旗袍、白襪、黑布鞋），到九江大校場（據說是槍斃犯人的地方），與全市中學師生一道接受國民黨政府華中軍政長官白崇禧的檢閱。時局有點“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人心有點浮動、緊張。
父親到儒勵看望過我數次。那時交通極為不便，從石門街到湖口縣城約135華裏，全靠步行。從湖口到九江水路約60華裏，遇上小火輪半日可達，乘民船（小木船）則須在風浪中顛簸一天。父親年近半百，文弱書生，又有腳疾，看我一次非常不容易。他每次一到九江便去買豬肉和黴幹菜，在姑母家做好送到儒勵來。父女倆隻能在傳達室見上一麵，傾談片刻。為了這短暫的一見，父親吃了很多苦。父愛如山，我未能報答於萬一，今日思之，仍覺心痛，眼淚不自禁流下來。母親說，父親見我在儒勵順利成長，倍感欣慰，沿途受的苦隨風而逝。
每學期開學和放假，都由父親接送。父親每次都雇了手推車，讓我走不動時坐坐車。有一次過七裏洪山壟，父親走到走馬亭休息，等候我和手推車，等了許久，我們才到，因為山路不平，車輪碾過亂石路麵時蹦蹦跳跳、七扭八拐，速度自然很慢。父親聲色俱厲地教訓我：“車夫推車走在這樣的山路上是很累的，你還好意思坐在車上不下來走……”我坐在車上也是出於無奈，因為這天已經走了七八十裏路，我的雙腳都磨起了泡，我實在走不動了。但我仍覺得父親的話是對的，感到羞愧。我一生比較憐憫弱勢人群，比較尊重勞動和勞動人民，與父親的言傳身教不無關係。我在高中讀書時寫過一篇作文《走馬亭》，記敘這次經曆與感受。
1948年冬放寒假時，父親來儒勵接我回家，談及下學期學費難以籌措，又擔心解放軍渡長江時九江會發生戰爭，與我商量下學期休學算了。我便把放在學校裏的行李書本全部帶回家。途中夜宿一山中小旅店，忽聽“槍聲”大作，我們以為是土匪來了，嚇得半死。後來才知是山裏人家過小年放鞭炮，一場虛驚！回到家裏，看到家庭困頓，下學期上學無望，遂給儒勵教導主任虞舜華老師寫了一封要求休學的信。虞老師很快回信，說我這樣的好學生輟學太可惜，不但是自己的損失，也是學校的損失；又說時局很穩定，不會影響儒勵的教學，她勸我按時返校上課。但我終因學費沒有著落而不得不輟學。
小“留學生”的生活結束了！
第三節逼進狼窩（1949）
原以為休學一年，在家搞點勞動幫幫父母，等家庭經濟稍稍好轉後再回儒勵。誰知樹欲靜而風不止，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改變了我的生活。
正月十五元宵節，我到街上看龍燈，被石門首富某某的長子看到。翌日，媒人登門，為那青年（時為鄱陽中學高中生）求婚。先施以利誘，許以多少店麵、多少金子作為聘禮，並許諾可以送我讀書。我曾聽人說：某某非常富有卻從不接濟窮人。我從小就不喜歡這樣的人。再說我年紀尚小，不想過早談婚論嫁，遂以此為由斷然拒絕。不料某某見利誘不成，改施以威壓。他是縣參議員，有錢又有勢。鄉長命人把我父親叫到鄉政府去加以訓斥，說拒絕某某家求婚是不識抬舉。警告我父親，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無奈之下，1949年3月，父親帶我趁黑夜出逃，秘密雇了一輛手推車，載上我的行李、書本，盲目地向從未去過的鄱陽縣城（又名饒州）走去。
石門街距縣城約120華裏，路上走了兩天。到達縣城後住進石門人氏蔡某（忘其名）家。蔡曾是我父親的病人，僅此一層關係，我們厚著臉皮落腳他家。蔡某一家人都很厚道，對我們熱情接待。我一眼就看見了石門求婚者竟在蔡家打麻將，不禁大吃一驚，催促父親趕快離開蔡家。父親便在縣城街上走來走去，希冀碰到徽州同鄉求得幫助。沒有任何線索，怎知誰是同鄉呢？！在走投無路之際，父親偶遇遠親P，他在縣城某小學教書，滿口答應讓我在他家吃住，我父親什麼時候把我的夥食費寄給他都行；又說他六弟也吃住在他家，在他任教的小學讀書，反正他們兄弟每天都要做飯吃，多我一個人也沒關係。父親沒多加考慮（實際上我們也沒有退路），他領我到鄱陽中學辦了插班手續，送我到P家安頓下來，便回石門街了。我做夢也沒想到，剛逃離虎口，又掉進了狼窩。
P年約30歲，尚未結婚，患有肺結核，性格古怪，高深莫測。不知他對我是一開始便沒安好心，還是後來乘人之危。4月下旬，解放軍二野進駐鄱陽縣城，5月1日宣布和平解放。而石門街卻陷入土匪之手。這支土匪非一般的打家劫舍的強盜，而是一支政治武裝，國民黨一個姓李的師長在徐州戰敗後回到老家鄱陽，組織“九路軍”，揚言“天九”打“地八”（八路軍），占領石門街一帶，與解放軍武裝對抗。直到中秋節那天，解放軍消滅“九路軍”，石門街才獲解放。此前數月內，我與父母音訊隔絕，家裏也不可能寄錢來，“雲山萬重隔，音信千裏絕”。我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