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步步實施陰謀，先找借口把他的六弟遣回老家，然後對我下毒手。他在某小學有前後住房兩間，他住前房，我住後房。房間外的過道作廚房。另一側隔一小廳住著某老師一家數口。有一天，趁我去鄱中上課，P在兩房之間的木門閂上做了手腳，當天深夜，他以為我睡著了，輕輕撥開木門，端著煤油燈走進我的住房，把燈放在桌上，慢慢撚小燈芯。我曾有一天忽然想起堂姐雲仙之瘋和死好像與P有關，對他產生了警惕之心，特別是他的六弟走後，我更保持高度戒備，夜夜不敢深睡，可憐我小小年紀便因此患上神經官能症。這晚，我並未睡著，P的一舉一動全收入我的眼中。一會兒，我的腿上有一雙大手自下而上地爬行。我嚇得心都要跳出來了，不能再裝睡了，我在快速地思量對策，故意咳嗽一聲，做出醒來的樣子。他立刻縮回雙手，端起煤油燈，溜回了他的前房。我一夜無眠。他之所以有賊心無賊膽，我做過分析，當時鄱陽縣城已解放，滿街都能看到穿軍裝打綁腿的解放軍。P家庭出身不好，個人可能也有點問題，在新社會他不能不有所顧忌。如果不是解放，我的命運肯定很悲慘，逃得了初一逃不過十五，逃得了張三逃不了王五。次日，我去同學好友陳美瑗家，試探她家可否接納我。陳媽媽“王顧左右而言他”，不肯接觸主題。從此，我放了一把剪刀在枕下，揚言：“誰要害我，我與他同歸於盡！”
我把P的無恥行徑寫進了日記，並把日記本藏在枕套裏。p偷看了我的日記，又生一詭計。他故意踱到我的房中來跟我說個什麼事，突然抬頭問：“那是什麼？”我的床頭上方木壁上貼有一畫，有一張紙折疊著插在畫旁，那當然是他的“傑作”，我莫名其妙。他取下來念，原來是“一位鄱中同學”寫給我的“複信”，大意是說：“你告訴我，你的親戚深夜對你有圖謀，你要注意防範……”那晚發生的事，我沒對任何人講，連對美瑗，都隻透了點風。此“複信”從何談起！我心知肚明，全是P在搗鬼，但拿他沒辦法。他憑這封“複信”大做文章：“什麼！我看在親戚份上，好心收留你，你卻誣蔑我打你的主意，你還有沒有良心？如果你不相信我，你走好了！”把他的缺德行為賴得幹幹淨淨，還倒打一耙，說我恩將仇報。當時我的處境極為困難，身無分文，去何處安身？！我隻好說：“這封信是怎麼回事我不清楚，你沒安壞心眼就行了。我欠你的食宿費我父親一定會來還你……”並違心地說：“我當然相信你，我們畢竟是親戚嘛，你是老大哥嘛！”他使出極其惡毒的一手，說：“你要是真的相信我，就讓我在你床上睡一晚，我要證明自己對你這個小孩子根本不會有什麼不好行為。”我對他是個什麼人已了然於心，絕不答應，寧死不妥協。他達不到目的，罵個沒完沒了，從精神上折磨我。我像一葉孤舟在惡浪滔滔的大海上漂蕩，內心充滿絕望和恐懼。我哭了一個通宵，眼睛都哭腫了。
第二天，我到美瑗家去，希望陳媽媽能收容我。有些話我不能明說，因為p是美瑗的小學老師，又是美瑗哥哥的朋友。陳媽媽歎口氣，對美瑗說：“五巧（兆）好可憐！但我們家人多房少，生活又很艱難，實在沒有條件接納她。”唯一的生路斷了，我傷心已極。美瑗陪我坐在某小學圍牆外大操場上，聽我哭訴，同情而無奈，直至深夜。
P繼續扮演著表麵“正人君子”，暗地不斷搗鬼的角色。他的小妹妹與我年齡差不多，從老家來P家小住。p請來照相館的攝影師為我們兩個小姑娘拍照，也許他也和我們拍了合影；他又曾請攝影師來為我和凱凱拍合影，凱凱是一位老師的兒子，很可愛的一個小男孩。也許P趁機和我們拍了合影。我沒見過他和我們的合影，但2004年6月在寧波聽鄱中同學朱惠芬說，1950年她收到了P和我的“訂婚合影”，我估計p把三人合影洗出一邊，變成了兩人合照。有此可能，否則他為何熱衷於請攝影師來為我拍照呢？！他詭計多端，叫人防不勝防，想想都後怕。他讓我在我和凱凱的合影背麵寫上“X哥惠存，芬妹敬贈”。理由冠冕堂皇，死纏硬磨，我沒法不寫，但我故意寫成“XX兄惠存，雪芬贈”，不顯得那麼親熱。他非常生氣。我就是這樣與他周旋，鬥智鬥勇。
有一天，南下到鄱陽縣城的解放軍女幹部王力捎信要我去她那裏。我去了，她與我拉拉家常。我終究年幼，不知她的意圖，不敢對她談及自己的危險處境。這件事對P可能有一定威懾力，客觀上起了保護我的作用。
某日，我真的收到一封寄到鄱中的匿名信，內容是說p很陰險，要我提防。對我充滿同情。信中附了三副聯語：“X為妖魔漢，X恥竟全無”（嵌進p的名字）；“雪花何處落，芬香透誰家”（嵌進我的名字）；“老少懸殊如成配偶，父女有愛也可成婚”（提醒我不要上當）。我當時猜測，寫信人可能是鄱中的同學，也有可能是某小學的老師，對我似乎並無惡意。
有天晚上，解放軍文工團到鄱中禮堂演出大型歌劇《白毛女》。學生們第一次接受如此形象的階級教育，禮堂內一片欷歔聲。我感到自己和喜兒的命運有某些相似之處，更被演出所打動，哭成了淚人兒。出於對新社會的感情，我也參加學校的一些文藝活動，如上街扭秧歌宣傳時事政策，在學校晚會上演唱《白毛女》中的歌曲等。
初秋，第二野戰軍奉命進軍大西南，換防的是第四野戰軍。“二野”從學生中招兵，我極想參軍以擺脫困境。但考慮到未與父母商量就走會使父母擔心、傷心；而當時與處於土匪統治下的父母又無法聯係。思來想去，為了父母隻好放棄參軍機會。
我在恐懼、焦慮和高度防範中度日如年！盼星星盼月亮，望眼欲穿，年底終於盼來了父親。父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千方百計地籌款，此時，他雇了一輛手推車，滿載米穀和油菜籽，來還P的食宿費。P要錢不要物，父親便在縣城將米穀和油菜籽賣掉，換成錢還P。父親想等我考完初三上期的期考帶我回石門街。但我急於離開狼窩，遠離魔鬼，一天都不想待了，寧可放棄期考，堅決要求與父親一起早早回家。1950年初，與好友陳美瑗、朱惠芬到照相館合影告別，便踏上歸途（照相事也是P安排的，不知他安的什麼心）。我一走出縣城，有一種小鳥出籠獲得自由的感覺。雖然放棄了期考，沒有初三上期的成績單，等於白讀了幾個月，但我一點也不在乎，從來也不後悔。
鄱陽中學與儒勵女中相比，兩校校風有很大差異。儒勵重教學，為我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儒勵管理嚴格，學生一心向學。儒勵全是女生，校內無戀愛故事，更無戀愛糾紛。我們寧靜讀書，單純得像一張白紙。鄱中成立於1902年，是省重點中學，但教學一般，管理鬆懈，可能與所處新舊交替的動亂時代有關。各種社會活動對教學衝擊很大，學生隨時停課外出宣傳時事政策。我因為處境艱危，夜晚不能安眠，白天沒有精神聽課，整日心事重重，冥思苦想如何保護自己的良策，所以在鄱中近十個月並沒有學到多少書本知識，對授課老師也都沒有什麼印象。但是，卻看到許多光怪陸離的事兒。
我住進P家不久，看到一位鄱中同學來向P借槍，為了競選學生會主席拉票。P回避我，他有槍無槍我不知道。隨後有城裏同學找我談話：“你雖然來自三區（大概石門街屬於三區），但你是徽州人，你就參加我們城區同學會吧。”三區來的同學也找我談話，要我參加三區同學會。目的都是為了學生會選舉拉選票。我受父親一生不參加任何黨派團體道會門的影響，在儒勵沒加入基督教，在鄱中也不肯參加同學會。1951年上半年，我在化民小學任教時，聽同事萬老師說：“前年三區同學見你不肯參加同學會，打算把你捆來打一頓，教訓教訓你。但有人阻止說，你是葉師爺的女兒，葉師爺是大好人，我們不能打他的女兒！你這才免遭一劫。”萬老師在1949年是鄱中學生會委員，他說的應是實情。我問他同學們為何對當學生會主席和委員那麼感興趣？他說：“有利可圖，比如當上了夥食委員，就可免交夥食費，吃同學的……”原來是這樣，難以想像。
我剛進鄱中時，每次下課都看見教室幾個窗口擠滿了外班男生的頭，不知他們幹什麼，好奇地問身邊同學。她說：“是來看你的！”不久又有同學告知：“男同學們評你為校花哩！”放學途中，我身後遠遠地跟著一大群男生。
所有這些，都是我在儒勵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怪現象，使我心裏忐忑不安，甚至提心吊膽。每天放學時刻是我的世界末日，我既不願回P家，又不敢待在學校，四麵楚歌，進退維穀。這種處境，叫我怎能安心讀書？！
也許越被男生追逐，便越被某些女生忌恨。班上有位姓史的女同學，是城裏學生，長得五大三粗，說話嗓門很大。有一天，黑板上有兩個罵人的字，史氣勢洶洶地走到我的座位旁，橫眉怒目地逼問我：“是你寫的吧？”我堅決否認，一則我的教養不至於那麼差；再則我是走讀生，每天到教室時，教室裏滿是人，我不可能在眾目睽睽下去黑板上寫什麼。她故意找借口欺負我這個外來的小女生。她以勢壓人，我百口莫辯，淚水簌簌地往下流，內心的憂鬱更加深重。史同學那凶神惡煞、兩手叉腰的樣子，時隔半個多世紀，還曆曆在目。
就像月亮有圓有缺，人也有善有惡，像史同學這樣恃強淩弱的人畢竟是個別的，多數同學對我還是很友好，特別是同班的黃祖安和朱惠芬等對我更加友善。祖安是法院院長之女，有人巴結她，尊稱她為黃小姐，那種阿諛之態我看不慣，我不去高攀祖安。不知為什麼，祖安主動與我接觸，曾熱情邀我去她家玩，用小鋼精鍋煮甜食招待我。祖安皮膚白皙，有一雙幾無皺折的美麗的手，我從未見過這樣好看的手，過目難忘。惠芬是安徽徽州休寧人，其父是在縣城開店的徽商，這些都是後來才知道的。即使較早知道她是我的同鄉，我可能也不敢貿然向她父親求助。祖安不顯勢，惠芬不擺闊，給我留下美好記憶。低一屆的陳美瑗、周林青、施美君等也是我的好友。美君家開醬園，她是父母視若掌上明珠的獨生女兒，但她不嬌也不驕，樸實文靜，眼睛大大圓圓的，像兩池秋水，純淨可愛。那年暑假美君不幸暴病身亡，我曾去她家送她遠行，為她的過早離世感到極其哀痛。
我與男同學沒有交往，隻記得班上三位男生的名字，當然是有原因的：石屏臉黑齒白，使我聯想到黑人牙膏；左希思頭發梳得特別整齊光亮，讓我聯想到小說中有關頭發的描寫；王漢存是美瑗的鄰居，我曾在美瑗家見到。
1949年，我在鄱陽縣城近十個月的生活，恍如噩夢一場。我像在沼澤中跋涉，稍一不慎便會有滅頂之災。慶幸的是，我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戰勝了惡魔，保全了清白。這對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來說，實屬不易，我為自己感到驕傲。如果我屈服了或上當了，那我的人生肯定是另一個樣子。我是一個在徽州文化和傳統道德教化下成長的女孩，名節貞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我自尊心很強，又追求人格完美，不能容許自己有什麼缺陷瑕疵而被人輕視，如果活得難堪，失去尊嚴，生不如死。我很清楚，我能夠保持白璧無瑕，也與鄱中許多同學的支持分不開，更與解放密切相關，所以我對關心過我的同學、對新社會滿懷感恩之情。解放後，我一直要求進步，入團、入黨，主要是基於報恩思想。
古人雲：“少年不識愁滋味”。今天一般人家十四五歲的小姑娘還在父母麵前撒嬌，的確不知愁為何物。我不幸生不逢時，小小年紀就經受了那麼多磨難，承受著難以承受之重！命運有時會捉弄人，它埋伏於偶然間，1949年元宵節我如果不上街看龍燈，就不會被逼進狼窩。狼窩生活使我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也讓我學會了堅強和自信。此後，這段經曆一直支撐著我不屈的脊梁，鞭策我沿著坎坷的人生路勇敢地走下去！
我以為逃離了狼窩，安全得救了。可是我錯了，狼還在繼續作惡。1950年下半年，我在石門街收到鄱中高班同學陳先達的來信，他說，收到我與P訂婚的喜帖，特表祝賀。我如五雷轟頂，幾乎暈倒。P又在搞鬼！我估計他會向鄱中同學廣發“喜帖”（惠芬說收到過我與P的“訂婚合影”就是明證），隻是別人不像陳師兄及時來信祝賀而已。我百思不得其解，P這樣胡搞能達到什麼目的？!他這個人是否心理變態？！他在縣城還搞了什麼陰謀活動？!
上天給了我一個好機會，收到陳師兄來信時，鄱陽縣文工團正好來石門街宣傳土改，演出大型歌劇《白毛女》，P在劇中扮演黃世仁。我稟告父母，並請了徽州同鄉胡慶雲老伯做證人，把P找來質問。P的臉漲得通紅，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來。不久，他從縣城寄來一封懺悔信，說他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向有關部門坦白交代了對我的種種迫害，他就像黃世仁一樣壞，而我玉潔冰心，不屈於他。在新時代他要自新做個新人，特來信向受害人請罪（大意）。此信我一直保留著。讀信後我長長噓了一口氣，精神獲得徹底解放！我從心眼裏感謝新社會！
第四節運交華蓋（1951-1954）
土地改革後，隨著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我家生活也有所好轉。我的求學之心又死灰複燃。盡管我已在1950年9月參加了工作，工作順利，受到重視，我還是於1951年8月向化民小學的方純校長辭去教職，再度到九江，以同等學力報考江西省重點中學九江中學高中。好友饒錫偉聞訊趕到我姑母家與我見麵，並帶來張利榮老師的口信：原儒勵的老師都知道我是個好學生，歡迎我進潯陽女中（儒勵改名）讀高中。其時我已在九江中學報了名，不久參加考試被錄取，遂未去潯陽女中，有負張老師美意。本世紀我三次到九江參加老同學聚會和九江一中百年校慶，都看到了從九江一中退休的張利榮老師。她早年畢業於複旦大學，終身未婚。如今雖已九十高齡，但身體健康，美麗依舊。高中三年，我運交華蓋，在學校無端受到個別人的打壓傷害，心情十分抑鬱；家庭變故（父親生病、去世），更使我內心無比傷痛。有時我也萌生悔意：聽張老師的話，回儒勵，與許多曾受過基督博愛思想影響的同學為伍，處境也許好些。但一切都已成定局，說什麼都晚了。
我整個初中實際上隻在儒勵紮紮實實讀了三學期書，考高中前又沒有時間複習功課，我估計入學考試成績一般，被編在普通班：高一甲班。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腦子裏一度休眠的學習細胞逐漸複活，我像海綿吸水一樣，高效率地吸取新知，學得輕輕鬆鬆而又成績斐然，放寒假前拿到成績單，有關欄內注明：名列全班第一。
班上有個年齡偏大的男生，據說是個南下幹部的兒子，他偷看我的日記，監視我的行動，對我進行種種威脅。我不知他為何對我和我的日記那麼感興趣，隻能從他有身體殘疾（也許由此帶來某種心理問題）來理解他的怪異行為。不久，他轉學走了，但他對我的傷害卻是難以平複的。
寒假沒有回家，參加學校組織的土改文藝宣傳隊，赴都昌縣各鄉宣傳演出。我被安排參演小歌劇《生人》；並在幕間與初三的李鳳娥、初二的胡巧珍輪番上台獨唱。老師和隊領導認為我們三人嗓門好，故作此安排。我主要唱《白毛女》中的歌曲，與土改精神一致。每到一處，一般都是住在當地小學或祠堂裏。換地方都是背著行李步行。廚房師傅用臉盆盛菜，白菜、蘿卜、豆腐一鍋煮，十人分享一盆，大家吃得很香。
有一次，我們參加一個批鬥惡霸地主的大會，一些農民上台控訴，然後台上幹部宣判那個地主死刑，不作調查取證，不報上級審批，立即執行。更出人意外的是：九江中學的劉老師主動請纓，由他開槍。那個地主中槍後撲倒在冬日的田野中，有膽大的男生近前去看屍體，回來告訴我們：腦漿像豆腐腦一樣。此後好長時間我見了豆腐腦就想嘔吐。
參加土改文藝宣傳隊，與高三的劉贛生相識。他在《生人》中飾演青年農民張德發，我演他的妻子。我很害羞，排練與演出時從不正眼看他。有次他在後台要求我對他唱歌和說話時眼睛要看著他。到下次演出時我按他的意見辦，他的眼睛也看著我，也許兩人這一對視，冥冥中丘比特的神箭立即貫穿了兩顆年輕的心。演出間歇，同學們常掰手腕玩，劉贛生告訴我，他對我總是手下留情。宣傳隊轉移地方時，劉贛生常常主動幫我背行李。我對他漸生好感。但返校後，各自忙於學習和參加“三反”、“五反”運動，二人並無交往。
有一天，我在學校大門口看見劉贛生和他的班友金之銘、羅時璜在一起，他們對路過的我指指點點，不知他們說什麼。我見金、羅穿著比較光鮮，而劉穿得很寒酸，又肥又長的黑土布棉褲褲腳向外卷起，露出白土布裏子。我推想劉家一定很窮；又據此臆測：窮人家的孩子可能更加忠誠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