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我畢業離校，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師從蔡儀先生學習文藝理論，但我心中有個現代文學情結，一再要求換專業，終於在一年後改從毛星先生學習中國現代文學。1960年到湖南工作，關山遠隔，與李先生鮮有見麵機會。但李先生並未忘卻我這個普通學生、這個小老鄉(李先生曾問過我的籍貫，我對他說：我是安徽徽州人)，每有著述問世，必立即付郵惠賜，我如有習作寄他請教，他必及時馳函鼓勵。我曾數次途經北京，抽空去魯研室看望他，他總是殷殷囑我不必去找招待所，就在他家食宿。我當然不忍打擾他。但有一次，他堅持要帶我到家裏去吃午飯，我也想去看看他的生活環境，就隨他去了史家胡同5號李府。李先生帶我巡視一番他的家，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廳後西頭一間東西長南北窄的房間，是李先生和他的二弟合用的，既是臥室又是書房，兩張床兩張桌子還有書架，顯得擁擠。我在李家見到了患病多年、與李先生相濡以沫的王振華師母，見到了因病長期生活在李先生家裏的李二先生，見到了留在李先生家頤養天年的老保姆張奶奶。樸實無華的李家充滿人間溫馨，這從一個側麵展示出李先生的高貴品格，閃耀著李先生優美人性的光輝。我在李家受到善與愛的熏染，心靈得到一次淨化的洗禮。飯後告辭時，李先生贈我大幅北京交通圖一張，詳盡指點我要走的路線，並送我到胡同口搭車，拳拳關愛之情讓我終生難忘。
上世紀80年代，現代文學界的學術會議輪番舉行，撥亂反正的論文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在海口和哈爾濱召開的現代文學學術討論會上，我當麵向李先生討教。關於30年代“兩個口號”的論爭，如今舊事重提，報刊上發表了不少文章，分歧很大甚至對立。我想許多當事人還健在，應當平心靜氣、客觀無私地把這段曆史講清楚，然而現實情況卻不是這樣。我把自己的困惑向李先生訴說，李先生耐心作答，他不怕冒犯權威，直言不諱地表述自己的觀點。這是他一貫的作風。李先生對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有長期係統深入的研究，形成個人學術體係，具有獨到建樹，多有創見。可他毫無權威架勢，熱心提攜後學，虛懷若穀，平易近人。他從不媚俗趨時，從不隨風偏倒，在學術討論會上，他總是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有理有據地闡述個人見解，平等地與同行交流。李先生為人耿直，光明磊落，無私無畏，正氣凜然，不但受到他的學生和親友的尊敬，得到廣大學界同仁的稱頌，而且，即使與他持不同學術見解的同行，對他的人品也極表欽佩。有次他一走進會場，大家不約而同地起立表示敬意。
海口會議期間，我曾去廣東瓊劇院看望南開班友陳世民。世民的妻子是家庭婦女，沒有工作，我推測世民家的生活可能比一般同學要困難一些。我對李先生談及自己夜訪陳世民的所見所聞所感，沒想到他老人家回北京後竟給世民寄去一點錢。李先生對學生的關愛之情由此可見一斑。在海口，我還隨從李先生去拜謁海瑞墓。他仰慕海瑞剛正不阿，是曆史上著名的清官，恭恭敬敬地站在墓前，讓我為他拍照留念。
每次與李先生相聚時，見他雖然年事已高，但身材挺拔、思維清晰、聲音洪亮、行動敏捷、了無老態，我以為他活到100歲當無問題，萬萬沒有料到，他會突然身患絕症。在他病危時，我打算請假赴京探視，不料，有天晚上從師大回家路上摔傷腿腳，不能行走，因而未能如願。李先生逝世的噩耗傳來，我感到萬分哀痛。那哀痛，像烈焰，燃燒著我的心。但我隻能望北憑吊，寄托哀思。
李何林先生的人品和學識如高山那樣巍峨，似大海那樣深廣，對他作全麵評述，我力不勝任。我僅從個人與李先生接觸的角度，寫點難忘的往事，作為心香一瓣，奉獻給李先生在天之靈。
200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