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端莊的麵容，嫻靜優雅的氣質，淵博的學識，睿智的談吐，正直高尚的人品，堅忍不拔的意誌，寬厚仁愛的胸懷……這些在人類超越世俗走向“神性”的進程中綻放的最芬芳、絢爛的人性之花，世間的凡夫俗子若能擁有一二即是較幸運、富有的人了。然而，我的導師葉雪芬先生卻同時擁有這一切生命的美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在我的心目中，她是良師，是慈母，是知心朋友……是一位人人敬重的近乎完美的女性。
還記得十一年前投師於葉先生門下時，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了解和認識比較膚淺。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新方法熱的影響，我急不可耐地想運用新鮮、時髦的西方文論去重評名家名作，以叛逆傳統、挑戰權威，而對於文學社團、文學雜誌、文藝論爭等看似枯燥單調的文學史實不感興趣，至於史料的整理收集和審訂考核等“坐冷板凳”的研究我更是不以為然。葉先生及時發現了我認識上的偏頗。她沒有當麵批評我，而是像和老朋友燈下談心似的非常坦誠地告訴我她內心的困惑、憂慮。在談到九十年代批評界出現的浮躁的治學風氣時，她的表情明顯凝重起來，語調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靜。我能感受到她內心掀起的巨大的情感波瀾，其中包含著對現當代文學學科發展命運的擔憂，對青年一代學子的關愛，對如何突破傳統研究格局的困惑等種種複雜的感情。我仍然記得她無限深情地談到創建現當代文學學科的老一代學者，“無論是王瑤先生，還是唐弢先生、李何林先生，他們從一開始就強調學術研究必須要建立在真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上。史料的整理結集、審訂考核工作，是現代文學研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她拿出了畢多年心血搜集整理考證研究而成的《葉紫傳略》、《葉紫史實考》、《葉紫研究資料》、《魯迅與陳子展》、《魯迅與黎烈文》、《柳無忌年譜》、《羅暟嵐年譜》、《誘惑》等成果，“我沒有寫出幾本皇皇巨著，我用了較多的時間認真地去做這些搜集審訂史料的事情，為學術界研究這些重要作家做些打基礎的工作。我趁一些老作家還健在，走訪、請教，弄清了不少史實。這有點搶救遺產的意思。做學問如做人，要嚴謹老實，不自欺，不欺人，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苦”。先生的一番話輕輕道來，卻醍醐灌頂，將我從青年的偏激、淺薄中震醒。我開始意識到，做學問是一樁極其嚴肅、認真的事業，切不可急功近利。在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證、研究之所以“冷”，源於它的“苦”、“難”，出成果“慢”等。要拂去歲月流逝堆積的塵埃，撥開時空之隔留下的層層迷霧，還曆史以本來麵目，它需要一雙智慧之眼明察秋毫，辨明真偽。在卷帙浩繁、茫茫書海中打撈有價值的史料為我所用，除需要驚人的耐心和細致外，更需要一位學者理性的審慎，辨析、敏銳的判斷和敢於堅持真理的膽識。而這些良好的治學素質，都可以在葉先生身上找到。當年，她為完成《葉紫研究資料》一書，埋首於京津滬湘省、市級圖書館查閱資料。為了獲得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與葉紫交往的文人所了解的葉紫的第一手資料，她以驚人的毅力幾度南下北上，穿行在杭州、合肥、廣州、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大街小巷，先後走訪了陳企霞、陳荒煤、聶紺弩、任鈞、周鋼鳴、賀宜、餘照望、黃源、林淡秋、高文華、鄺達芳、湯詠蘭等許多前輩，以一名後生晚輩的真誠、善良、謙遜、務實，打開了一個個與世紀同齡的老人的心扉，從而搜集到了大量異常寶貴的史料。如今這些見證了上一世紀文壇風雲的老作家、老學者、老幹部漸次作古，先生當年自覺參與搶救文化遺產、保存曆史資料的舉措，周密考證、研究葉紫生平與創作的價值和意義日益凸顯出來，讓人歎服於她作為一名優秀的學者所表現出的良知、責任和遠見卓識。後來，她研究羅暟嵐、柳無忌等現代作家也是如此。
正是在葉先生的精心指點和人格感召之下，我開始潛心閱讀《小說月報》、《中國新文學大係》等，每有避重就輕、投機取巧之意，就會念及先生的教誨，自然不敢有絲毫懈怠。當我忐忑不安地將近三萬字的讀書報告交給葉先生時，我從她的眼神中讀到了肯定、鼓勵和包容。先生批閱完畢，直言不諱地給我指出了文章中存在的許多問題。翻開讀書報告，我看到每一頁稿紙上都留下了葉先生細致的點評，娟秀的字跡，密密麻麻。最讓我感動的是文章中出現的錯別字，也被先生一一改正過來。我第一次懂得了學術研究必須堅持的科學性、嚴謹性、規範性，也初次品嚐到了做學問的寂寞辛苦和妙手偶得的樂趣。在此後近三年的學習生活中，葉先生以她的智慧、學識和愛心為我打開了一扇扇窗戶，讓我看到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紛繁多姿的文學世界。她滿懷著愛心與寬容，耐心細致地引領我走上了探索中國現當代文學這一豐富、深邃的文學世界的前行之路。我開始從懵懂幼稚逐漸走出，認識到上一世紀我們國家、民族所經曆過的黑暗與光明，沉淪與覺醒，屈辱與抗爭，痛苦與希望，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這一百多年來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心路曆程和在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中中國現代文學前行步履的沉重與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