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懷俄明州天氣酷熱；連綿的山巒依稀在遠方，你可以看到山頂上的積雪，可這些山體並無蔭蔽，山穀裏是一片黃澄澄的莊稼地，公路上因來往車輛而塵土飛揚，遠處村頭上的小木屋暴露在太陽底下。馮堂家後廊廳外是一片樹蔭，我就坐在這片樹蔭下的桌子邊上，馮堂太太從酒窖裏拿出了冰爽的啤酒。一輛汽車從大路上駛來，拐到輔路上，然後停在了房子旁邊。車上走下了兩個男人，徑直從門口走了進來。我見勢，把酒瓶放置在桌子底下。馮堂太太也站起了身。
“山姆在哪兒？”其中一人站在屏風處問道。
“他不在這兒。他在礦上。”
“有啤酒嗎？”
“沒有了。一滴都沒有了。那是最後一瓶了。其他的全喝光了。”
“他喝的是什麼啊？”
“那是最後一瓶。沒有了。”
“得了吧，給我們來點啤酒。你認識我的。”
“一滴都沒有了。那是最後一瓶。其他的全喝光了。”
“算了，我們去能喝到啤酒的地方去吧。”另一個人說，他們就這樣走出去上車了。其中有個人走路晃晃悠悠的。汽車剛發動便走走停停的，在公路上打了幾個回旋之後終於消失不見了。
“把啤酒放回桌上吧，”馮堂太太說，“算什麼事啊，得，沒事了。算什麼事啊？別放在地板上喝啊。”
“我不認識他們。”我說。
“他們喝醉了，”她說，“所以才到處闖禍。回頭他們去別的地方，又說是在咱們這兒喝的。說不定他們自己都不記得了呢。”她講一口法語，但也隻是偶爾講一講，裏邊還摻雜了好多英語單詞和一些英語句法結構。
“馮堂去哪兒了？”
“他在做葡萄酒。哦，上帝啊，他可真喜歡葡萄酒。”
“但你喜歡啤酒吧？”
“是啊，我是喜歡啤酒，但馮堂，他是真喜歡葡萄酒。”
她是個身材豐滿圓潤的老太太，麵色紅潤可愛，發色雪白。她打扮得幹幹淨淨的，房間裏也收拾得幹幹淨淨的。她是倫斯人。
“你在哪兒吃的飯？”
“在旅館。”
“在這兒吃吧。他可不喜歡在旅館或飯店吃飯。在這兒吃吧！”
“我不想給您添麻煩。再說了，在旅館吃得也不錯。”
“我從沒在旅館吃過飯。也許在那兒吃得也不錯。我這輩子在美國隻下過一次館子。你知道他們給我吃的什麼嗎？他們給我吃生豬肉！”
“真的啊？”
“不騙你。確實是生豬肉，沒煮過的。我兒子娶了個美國女人，經常給他吃罐頭豆子。”
“他結婚多久了？”
“哦，上帝啊，我還真不清楚。他老婆足足有225磅重。不幹活，不做飯。她給他吃罐頭豆子。”
“那她都幹些什麼呢？”
“她一直在看書。光看書。她經常躺在床上看書。她已經不能再生孩子了。因為她太胖了，肚子裏已經沒有孩子的空間了。”
“她那是怎麼弄的？”
“她老是看書。可我兒子他是個好小夥兒，工作認真賣力。之前在礦上工作，現在在大牧場上工作。他從沒在牧場裏幹過，但牧場主卻說在牧場上再也沒有比馮堂幹得更好的人了。可他勞累完回家，她卻連飯都不給做。”
“那他為啥不離婚呢？”
“他沒錢離婚啊。另外，他還很愛她。”
“她長得好看嗎？”
“他覺得好看。當時他把她帶回來時，我還以為自己窒息了呢。他真是個好小夥兒，幹活一直那麼賣力，從不到處亂跑，也沒闖過什麼禍。後來他走出家門，去油田幹活，然後就把這個印第安女人帶回了家，她那時就已經有185磅重了。”
“她是印第安人？”
“是，這倒也沒什麼。可是，上帝啊，她整天把狗娘養的這些鬼話掛在嘴邊，也不幹活。”
“她現在在哪兒呢？”
“看戲去了。”
“看戲？”
“是，看戲。看電影。她的世界裏隻有書和戲。”
“您還有啤酒嗎？”
“上帝啊，當然有。今晚你過來和我們一起吃飯吧。”
“好啊。我應該帶點什麼呢？”
“什麼也不用帶。一點都別帶。或許馮堂會帶點葡萄酒。”
那天晚上，我在馮堂家吃的晚飯。我們坐在餐廳裏吃著，餐桌上鋪著幹淨的桌布。我們嚐了嚐那新釀的葡萄酒，清淡可口，還有絲絲葡萄的餘味兒。一起吃飯的有馮堂和老太太，還有他們的小兒子安德烈。
“你今天都幹嘛了？”馮堂問。他是個矮小的老頭兒，身子骨都被礦上的工作累壞了，胡子灰白，向下彎曲，還有雙明亮的眼睛。他是聖艾蒂安附近的中部人。
“我忙活我的書呢。”
“你的書都沒問題吧？”馮堂太太問。
“他意思是他像個作家那樣寫書，呃，寫小說。”馮堂解釋道。
“爸，我能去看戲嗎？”安德烈問。
“當然。”馮堂答道。安德烈又回過頭來問我。
“你覺得我多大？你看我有14歲嗎？”他身形瘦小，但卻長著一張16歲少年的臉。
“是啊。你看起來有14歲。”
“到戲院時我就這樣俯著身子，盡量裝小點。”他正在變聲的嗓門很高，“我給他們一個兩毛五的硬幣，他們收下，可我要是隻給他們一毛五，他們也照樣會讓我進去。”
“那麼，我就隻給你一毛五了。”馮堂說。
“不，得給我一個兩毛五的硬幣，我得在路上把錢破開。”
“他看完戲馬上就回來。”馮堂太太說。
“我一會兒就回來。”安德烈出門了。晚上外邊涼意四起。他把門打開，一股涼涼的微風吹了進來。
“吃啊！”馮堂太太說，“你沒吃什麼東西啊。”實際上，我已經吃完了2份雞肉、法式土豆條、3個甜玉米、一些黃瓜片和2份涼拌蔬菜。
“可能他想來點甜點吧。”馮堂說。
“我應該給他拿點兒甜點，”馮堂太太說，“吃點幹酪。再吃點奶酪。你還沒吃過什麼呢。我應該拿點甜點過來。美國佬就愛吃甜點。”
“我已經吃了好多啦。”
“吃啊！你還沒吃過什麼東西呢。快全吃完。我們不剩飯的。快吃光。”
“再來點兒沙拉。”馮堂說。
“我再拿點兒啤酒來，”馮堂太太說，“在書廠裏幹了一天活，你的肚子肯定會餓的。”
“他不知道你是個作家。”馮堂說。他是個體貼細膩的老頭兒，習慣於用俚語說話，也很熟悉19世紀90年代他服兵役時流行的歌謠。“他是自己寫書。”他對太太解釋道。
“你自己寫書呀？”馮堂太太問。
“有時吧。”
“哦！”她說，“哦！你自己寫書啊。哦！你太棒了。那要是這樣的話，你肚子一樣會餓啊。快吃啊！我去拿點啤酒來。”
我們聽得到她踏在通往酒窖樓梯上的腳步聲。馮堂微笑地對著我。他對待那些跟他經曆不同又不世俗的人很寬厚。
安德烈看完戲回來的時候，我們還坐在廚房裏討論著打獵。
“勞動節那天我們都去了清水河，”馮堂太太說。“哦，上帝啊，你也真是應該去那兒看看。我們都是坐卡車去的。大家都坐卡車，我們星期天動身。坐的是查理的卡車。”
“我們吃啊，喝葡萄酒，啤酒，還有一個法國人帶來一瓶苦艾酒，”馮堂說，“加利福尼亞一個法國人！”
“上帝啊，我們還唱歌呢。有個農夫跑過來一看究竟，我們請他喝了點酒，他就那樣跟我們待了一會兒。還有幾個意大利人也過來了，他們也想跟我們一塊耍。我們唱了首意大利人的歌，但他們卻聽不懂。他們並不知道我們不歡迎他們，但我們確實跟他們也沒什麼好說的，不一會兒他們就走了。”
“你們釣到幾條魚？”
“不多。我們就釣了一會兒，然後又回來唱歌了。你知道的，我們唱歌了。”
“夜裏，”馮堂太太說，“女人都睡在卡車上。男人就圍在火邊。我在夜裏還聽見馮堂又過來拿了些酒，我就跟他說，上帝啊，馮堂，留點兒明天再喝吧。照你這個喝法，明天可就沒得喝了，到時候大家會感到失望和遺憾的。”
“可他們都喝了啊，”馮堂說，“而且第二天他們一點也沒有剩。”
“你們都幹了些什麼？”
“我們一本正經地釣魚唄。”
“對，都是好鱒魚。哦，上帝啊，魚條條一樣，足有半磅一盎司。”
“多大個兒？”
“半磅一盎司。吃起來剛好合適。都一樣大小，半磅一盎司。”
“你覺得美國怎麼樣？”馮堂問我。
“你知道，美國可是我的祖國，所以我愛美國。但吃得並不很好。過去還行。但現在不行。”
“是啊，”馮堂太太說，“吃得並不好。”她搖搖頭，“而且，波蘭人吃得太多。我小時候我媽跟我說，‘你吃得像波蘭人一樣多。'我根本不明白波蘭人是什麼。但現在我明白美國人了。波蘭人吃得太多。再說，天哪，波蘭人還愛吃鹹的。”
“那地方打獵、釣魚倒不錯。”我說。
“對。打獵和釣魚最好，”馮堂說，“你喜歡什麼槍？”
“12口徑的氣槍。”
“氣槍很好。”馮堂點點頭。
“我要自己一個人去打獵。”安德烈扯著小男孩的尖嗓門喊道。
“你不能去，”馮堂說。他轉過頭衝著我說：
“你要知道，男孩子野蠻得很。他們野蠻得很。他們是要開槍相互打來打去的。”
“我要一個人去。”安德烈說，喊聲又尖銳又激動。
“你可去不得，”馮堂太太說，“你還太小。”
“我就要一個人去，”安德烈尖聲喊道，“我要打水老鼠。”
“水老鼠是什麼？”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