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水老鼠？不會的，你一定知道。人家叫做麝鼠的。”
安德烈從碗櫃裏拿出那支22口徑的來複槍，在燈下雙手托住槍。
“他們野蠻得很啊，”馮堂解釋說，“他們是要開槍相互打來打去的。”
“我要一個人去。”安德烈尖聲說。他極度渴望地看著槍筒那頭，“我要打水老鼠。我很了解水老鼠習性的。”
“把槍給我，”馮堂說，他又對我解釋說，“他們都野蠻得很，他們是要開槍相互打來打去的。”
安德烈緊緊地握住槍。
“看看倒可以。看看也無妨，看看倒可以。”
“他就愛開槍，”馮堂太太說，“他還太小啊。”
安德烈把那支22口徑的來複槍放回碗櫃裏。
“等我長大一些，我要去打麝鼠，還有野兔子，”他用英語說，“有次我跟爸爸出去，他開槍打了隻野兔子，可隻打到一點皮毛，還是我開槍把它打死的。”
“的確，”馮堂點點頭，“是他打死的那隻野兔子。”
“不過是他先打中的，”安德烈說，“我要自個兒去，自個兒打。明年我就能這麼做了。”他到一個角落瞅了瞅之後，就坐下來看書了。晚飯後，我們到廚房坐了坐，我拿起那本書，一看原來是本藏書——《弗蘭克在炮艦上》。
“他喜歡書，”馮堂太太說，“不過這總比大晚上出去跟孩子們到處亂跑的好，比出去偷東西強。”
“書是個好東西，”馮堂說，“先生也寫書的。”
“是啊，真是這樣，沒錯。但書過於多就不好了，”馮堂太太說，“這就是書的一個弊病。就跟教堂似的。教堂太多了。法國隻有天主教和新教，而且新教徒很少。可在這教堂遍地都是。我來這裏一看，呦，上帝啊，要這麼多教堂有什麼用啊？”
“對極了，”馮堂說，“教堂簡直是太多了。”
“前幾天，”馮堂太太說，“有個法國小姑娘和她母親來過這兒，就是馮堂的表妹，她對我說：‘美國不需要天主教徒。當天主教徒毫無好處。美國人也不喜歡你當天主教徒。就跟禁酒令似的。'我跟她說，‘那你要當什麼呢？嗨，要是你現在是個天主教徒的話，那還是當你的天主教徒的好。'可她卻說，‘才不要，在美國當天主教徒沒一點好處的。'可我覺得認為你是天主教徒的話，那你還是當你的天主教徒的好。換其他的宗教信仰也沒什麼好處。上帝啊，真是沒什麼好處啊。”
“你在美國望彌撒嗎？”
“不，我在美國不望彌撒，難得去一回。可我畢竟還是個天主教徒。換其他的宗教信仰沒什麼好處的。”
“據說那個史密特是天主教徒。”馮堂說。
“隻是據說，但壓根就沒譜兒，”馮堂太太說，“我可不信史密特是天主教徒。美國的天主教徒並不多。”
“我們可是天主教徒。”我說。
“當然，可你們定居法國啊，”馮堂太太說，“我可不信那個史密特是天主教徒。他在法國住過嗎？”
“波蘭人都是天主教徒。”馮堂說。
“這倒沒錯，”馮堂太太說，“每個星期天，他們都去教堂做禮拜，然後在回家的路上卻橫刀相向，互相殘殺。但他們並不是真正的天主教徒。他們是波蘭天主教徒。”
“所有的天主教徒都是一樣的，”馮堂說，“天主教徒無差別。”
“我不相信史密特是天主教徒，”馮堂太太說，“說他是天主教徒真是好笑得很。我呀，我可不信。”
“他是天主教徒。”我說。
“史密特是天主教徒，”馮堂太太沉思地說，“我怎麼不會相信，上帝啊，他竟然是天主教徒。”
“瑪麗，去拿啤酒，”馮堂說，“先生渴了，我也渴了。”
“好的，馬上去，”馮堂太太從隔壁房間傳過來。她下樓去了，我們聽見樓梯吱吱嘎嘎地響。安德烈躲在角落裏看著書。我跟馮堂就坐在桌邊，他把最後一瓶啤酒倒進我們兩個玻璃杯裏，瓶底就剩下了一點兒。
“這是打獵的好地方，”馮堂說，“我很喜歡打鴨子。”
“不過在法國打獵也非常好。”我說。
“是啊，”馮堂說，“我們那邊野味很多。”
馮堂太太手拿幾瓶啤酒上樓來。“他是個天主教徒，”她說，“上帝啊，史密特是個天主教徒。”
“你覺得他會當上總統嗎？”馮堂問。
“不會。”我說。
第二天下午，我驅車到馮堂家，途中穿過小鎮的樹蔭，沿著塵土飛揚的大馬路，然後拐到輔路上，把車停靠在柵欄旁邊。又是酷熱的一天。馮堂太太來到後門口。她看上去就像是聖誕老婆婆，幹幹淨淨，玫瑰色臉蛋，雪白色發絲，走起路來搖搖擺擺。
“啊呀，你好呀，”她說，“上帝啊，天兒真熱。”說完她便回屋去拿啤酒了。我坐在後門廊，透過屏風和烈日下的綠葉群，望向遠處的山脈。那是些溝壑遍布的棕色群山，頂上佇立著3座山峰，還有一個你可以透過樹叢看到的積滿冰雪的冰川。山上的積雪看上去是那麼潔白、純淨，不真實。馮堂太太出來了，把幾瓶啤酒放在桌上。
“你在朝外邊看什麼呢？”
“雪。”
“這裏的雪很美。”
“來一杯吧。”
“好啊。”
她在我身旁邊的椅子上坐下。“史密特，”她說，“你覺得要是他當上了總統，我們是不是就不愁沒葡萄酒和啤酒喝了？”
“當然，”我說，“相信史密特。”
“他們逮捕馮堂的時候，我們已經交了755塊的罰金了。警察抓了我們兩回，政府抓了一回。我們賺的所有的錢，包括馮堂在礦上幹活的工錢和我給人家洗洗刷刷的錢，全部作為罰金上交了。他們把馮堂關進監獄。他可什麼壞事都沒幹過的啊。”
“他是個好人，”我說，“他們拘禁他可真是造孽啊。”
“我們從來不多收人家錢。葡萄酒一塊錢一升，啤酒一毛錢一瓶。而且我們從不賣沒釀好的啤酒。有好多地方都是剛做好就拿出來賣，喝完所有人都會頭痛。可那又如何呢？他們還是把馮堂拘禁起來，還罰了755塊錢。”
“可惡，”我說，“馮堂在哪？”
“他還在釀酒呢。現在他可得倍加留心，生怕出什麼岔子。”她微笑著說。她再也不想錢的事了。“你知道，他就愛葡萄酒。昨晚他帶了一點回來，你剛喝的，還有一些新酒，最新的。酒還沒釀好，可他嚐了一點，今兒早上還放了點在咖啡裏。你知道嗎，他放在咖啡裏！他就愛葡萄酒！他就是這樣的脾氣。他那地方的人都這樣。我家鄉在北方，那裏的人們什麼酒都不喝。大家隻喝啤酒。我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家大的釀酒廠。可是我小時候不喜歡那些貨車上飄著的啤酒花味兒，也不喜歡莊稼地裏的啤酒花味兒。我不喜歡啤酒花。不不不，上帝啊，我壓根兒一點都不喜歡。直到釀酒廠老板叫我和妹妹說，去他那兒喝啤酒，我才喜歡上啤酒花的味道。是這樣的。之後我們就喜歡上喝啤酒了。他叫人給我們送啤酒。喝過之後就喜歡上了。不過馮堂呀，他可喜歡葡萄酒了。有次他打獵打回了隻野兔子，他讓我用酒來給燒兔子調味，就是用酒、黃油、蘑菇和洋蔥一塊調製出來的黑汁燒兔子。上帝啊，我還真做出了那種調味汁，而且他吃個精光，還說，‘這調味汁比野兔子還好吃。'他那地方的人就是這樣。他吃了不少野物和葡萄酒。我呀，我倒喜歡土豆，大臘腸，還有啤酒。啤酒不錯。對健康大有好處。”
“是有好處，”我說，“葡萄酒也是這樣。”
“你真像馮堂。不過我一直有一點很困惑，我覺得你也沒明白，就是美國人來這裏，都會在啤酒裏摻威士忌。”
“不明白這是為什麼。”我說。
“是啊。上帝啊，這可是真的。還有一個女人吐在餐桌上。”
“哦？”
“真的。她吐在餐桌上。而且後來她還吐到鞋裏。後來他們回來說他們還會再光臨的，下個禮拜六還得在這請一回客，我說，上帝啊，這哪兒行！他們再來的時候，我索性關門大吉。”
“他們酒品很差啊。”
“冬天的時候，小夥子們都去跳舞，他們開車過來，在外邊等著，衝馮堂喊道，‘嗨，山姆，來瓶葡萄酒。'或者是，他們買了啤酒之後，再從口袋裏掏出一瓶走私酒，倒在啤酒裏喝下去。上帝啊，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這麼做的。他們在啤酒裏摻威士忌。上帝啊，我著實對這困惑極了！”
“他們直到喝吐了，才知道自己醉了。”
“有次，一個家夥來這兒跟我說，讓我給他們準備一桌豐盛的晚飯，還要喝上一兩杯酒。他說他們的女朋友們也過來，吃完就去跳舞。我說，可以啊。於是我便做了一桌豐盛的酒肴，不過他們過來時就已經酒氣衝天了。他們當下就把威士忌摻到葡萄酒裏。哦，上帝啊，我跟馮堂說，‘這下可完了！'‘是啊，’他說。後來姑娘都們都喝吐了，多好的姑娘啊。她們喝吐在酒桌上。馮堂想盡辦法地攙著她們，告訴她們去洗手間好好吐吐，可那些家夥卻不讓，說讓她們在桌上吐吐就行了。”
馮堂進了屋。“他們再來我就把門鎖上。‘不行，'我說，‘給我150也不行。'上帝啊，這真不行。”
“法語裏邊有個詞可以形容這些胡作非為的人們。”馮堂說。在這酷暑中，他站在那兒，神色愈發蒼老疲憊。
“哪個詞？”
“豬，”他小心翼翼地說，也不太願意用感情色彩這麼濃烈的字眼，“他們就像豬。這個詞很毒辣，”他忙賠不是，“可他們吐在桌上——”他難受地搖搖頭。
“豬，”我說，“他們就是——豬。渾蛋。”
馮堂不喜歡講髒話。轉移到其他話題時，他顯得很高興說些別的。
“有些人很親切，很通情達理，他們也來的，”他說，“堡壘軍官們人都不錯。都是些好人啊。每個來過法國的人都想過來喝一杯葡萄酒。他們也確實喜歡葡萄酒。”
“有個男人，”馮堂太太說，“他老婆從不讓他出來。所以他就經常跟她說自己累了，先去睡下了。然後等她出門看戲之後，他就立馬趕到這兒來，有時候在睡衣外邊加件外套就過來了。‘瑪麗亞，看在上帝的分兒上，來點啤酒吧，'他說。就這樣，他穿著睡衣，喝著啤酒，喝完就起身回堡壘，他要在他老婆看戲回來之前趕回去，繼續躺在床上睡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