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代簡易信號通信的工具與中國相仿。印度在吠陀時代（公元前14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已有了軍旗和軍樂。軍旗和軍樂除了有鼓舞士氣的作用外，還有聯絡部隊統一行動的作用。到了列國時代（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軍樂種類擴展到貝殼、小鼓、罐鼓、銅鈸等。公元前1000年，埃及人已用石灰鞣革，製鼓來指揮軍隊。古代希臘人作戰主要的傳令工具是牛角和螺號。歐洲製造鼓的年代很早，摩拉維亞出土的一麵鼓大約製作於6000年前。最早的鼓是一段中空的樹幹，一端蒙上兩棲動物或魚的皮，用手敲擊，後來用獸皮或牛皮作鼓麵，棍作鼓槌。但歐洲軍隊以鼓作通信工具的年代卻較晚，14世紀、15世紀的土耳其近衛步兵用長鼓作為通信工具。隨著奧斯曼帝國的西擴，這種通信方式才傳到了歐洲各國，英、法等國的軍隊曾用雙麵鼓作為通信工具。17世紀下半葉，俄國將鼓列為射手團、兵士團和龍騎兵團的裝備，彼得一世時（公元1682年—1725年）又將鼓裝備到炮兵和艦隊。歐洲各國軍隊裝備鼓，主要用來鼓舞士氣，發揮其通信的功能遠遠不如古代中國。
取火、用火是古代人生活的必要手段，而鑼、鼓在古代社會是人們的一種的生活物品，鑼、鼓最初的出現多半是用於娛樂或祭祀，旗在原始時代則用來識別氏族和部落，以後作為城邦和國家的象征或標誌。因此，早期軍事通信的工具——火、鑼、鼓、角、旗都是從生產工具和生活工具轉化而來的。後來出現的軍號（簡易信號通信的一種吹器，以規定的音調表達一定的內容）、手旗（用於旗語通信，以執手旗的不同姿態代表不同的數碼和字母，用一係列的動作組合成語言來進行通信），才從一般的生活和生產工具中獨立出來，成為專用的軍事通信工具。軍號作為軍隊的簡易信號通信工具較晚，大約在公元1750年左右漢諾威輕騎兵開始使用，後來英國的輕騎兵也使用了軍號。公元1858年，英國設計的盤繞兩次細管體的軍號定為正式軍號，此後各國軍隊相繼仿效。手旗則是在公元15世紀以後隨著大型遠洋艦隊出現才有的。由於古代軍事簡易信號通信來自於社會生活，極易掌握，這種通信形式通過人直接的視覺與聽覺來接受，在古代戰場上實施指揮十分有效。但由於技術簡陋，傳輸的距離有限，且不易保密，距敵遠時用不上，距敵近時不能用，因此在軍事電信技術出現以後降到了次要的地位。
運動通信是指一種由通信人員徒步，或使用交通工具，或利用馴養的動物來傳遞信息的通信方式，這種通信方式自古以來就有，由人徒步或使用交通工具的通信方式在修建驛道、設立驛站後形成了有組織的運動通信網。中國是最早出現軍事運動通信的國家之一。商朝遷殷（公元前14世紀）後，相距千裏的邊情報告，12天～13天即可傳到殷京（今河南安陽）。中國周朝，諸候自成一個國家，驛馬和郵車傳遞官府文書就已出現。孔子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命令。”意思是他的道德學說，會比郵驛傳播得更快。可見春秋時期郵驛已相當普遍。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全國修築馳道，“車同軌”、“書同文”，促進了郵驛通信的發展。秦漢時期的驛道每隔30裏有一驛站，每驛站都有“傳車”和“驛騎”。每10裏設一“郵亭”。唐朝（公元618年—896年）的郵驛製度盛極一時。唐朝的郵驛，分陸驛、水驛和水陸兼辦3種，共1600多處。驛傳的速度達到每天300千米以上。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早宇文判官》詩中寫道：“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陽發鹹陽，暮及隴山頭”。詩人杜牧諷刺唐明皇為楊貴妃吃新鮮荔枝，專設長安到四川涪陵郵驛，晝夜悄馳：“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公元775年，安祿山在範陽（今北京一帶）起兵反唐，唐明皇正在華清宮（今陝西臨潼縣境），距離好幾千裏，6天之內就接到了驛騎送來的情報。元朝時期，由於軍事活動範圍擴大，通信事業就更加發展，沒驛站1496處。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他著的《馬可波羅行記》中曾提到元朝每25裏必設一驛站，足有1萬多處。直到清朝中葉，現代郵政才開始替代古老的驛站。在國外，最早的一條驛道是古亞述王國於公元前11世紀修建的，在驛道上每20千米有一個驛站，急使在此換乘馬匹，把國王的命令送到戰區，把前線的戰報傳到皇宮。在亞述驛道的基礎上，以後建立了波斯驛道製。從波斯首都蘇薩到小亞愛非斯的所謂“皇道”，全程2400千米，國王的命令7大就可從蘇薩傳到小亞沿岸。古代羅馬和占代埃及也有一定規模的軍事通信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