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夏人夏民族形成於“五帝”時期，夏朝的建立是它形成的標誌，簡稱“夏人”。夏人是西周曆史最悠久的一個族群。
公元前23世紀至公元前22世紀左右，夏民族在黃河中遊河、洛流域的黃土地帶首先崛起。相傳夏部落在進入河、洛流域以前，仍然處於原始社會的氏族公社製時代，血緣關係仍然是維係人們的主要紐帶。據《史記·夏本紀》說：夏部落姒姓。共12個氏族，即夏後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們以夏後氏為核心組成為一個有共同血緣的大部落。隨著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到了大禹時期，青銅工具開始出現並使用。正如《越絕書》卷十一說：“禹穴之時，以銅為兵。”對此，與曆史文獻中記載的夏王朝所在的中心地區大致相符的二裏頭文化遺址的分布地區，出土了形製和器種比較複雜的青銅器提供了考古例證。這些青銅器中既有工具，又有兵器，還有酒器等生活用具，二裏頭的鑄銅手工業作坊遺址還留下了冶銅時留下的銅渣、坩堝殘片以及陶殘片。而河南登封王城崗古城遺址四期內的一個灰坑內挖掘出土的一件無可置疑的青銅器殘片，又提供了新的例證。青銅器的出現和使用，對於夏民族崛起的意義是促使“以銅為兵”的灌溉農業經濟類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共同經濟生活基礎的形成。
與此同時，水井的發明，為夏部落向縱深開闊地帶聚集定居提供了新的條件。在洛陽銼李，河南偃師二裏頭、灰嘴等遺址發現的水井，都表明夏部落已基本上擯棄江河為日用水源，這不僅促進夏部落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穩固地安居下來，也必然促進農業向精耕細作發展，對於夏民族在崛起中形成穩定的共同地域有特殊的意義。
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把夏部落迅速引上了原始社會解體，出現階級，產生國家，形成民族的道路。在原始社會解體過程中，戰爭成為正常的職業，奴隸不斷增多，本氏族部落人員的流動遷徙，被征服氏族部落的強迫遷移，都不斷地瓦解著氏族公社的紐帶——血緣關係。血緣關係開始向地緣關係轉化。在舜時就發生過“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的事。經過長期的融合，到禹時，《左傳》哀公七年中所說的“禹令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時的夏部落聯盟，已不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人們共同體了，“萬國”是地域的區分，
在這種新的曆史轉折時期，禹在治服水患後，“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把全國劃分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九州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尚書·禹貢》：“九州攸同，四映隩宅。”就是說九州統一，四方可居之地都奠定了。因此，禹劃九州，就標誌著夏部落血緣關係向地緣關係轉化的完成，從民族形成的意義上來說，也就標誌著夏民族的形成。於是，隨著我國第一個奴隸製國家——夏王朝的建立，我國第一個奴隸製民族——夏民族也崛起了。主要分布在今華北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沿黃河東至河南、河北、山東三省結合部，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其居住的中心則在今河南西部的河流流域。
夏人以“雅言”為共同語言，此即孔子所雲：“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即是夏言。而二裏頭遺址發現的刻畫符號很可能是夏人的文字。他們的經濟生活屬“以銅為兵”的灌溉耜耕農業經濟，每年正月“農率均田”，行“夏後氏五十而貢”的井田製度。夏人崇信“死生由命，富貴在天”，故如《禮記·表記》所載：“夏道逆命，事忽敬神而遠之。”但對祖先崇拜甚篤，所以禹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美乎黻冕”在風俗習慣上尚黑，喜穿以山為紋飾的衣服，戴“毋追”和“收”式的帽子，用鬆木做的牌子祭社，以歲首為農曆一月。“年”稱之為“歲”。
（三）殷人
商民族形成於夏商之交，因其以殷為都城，故史稱“殷人”。
由於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當夏民族在黃河中遊崛起之時，地處山東半島，奉鳥為圖騰的商部落還過著原始社會“無定處”“不常厥邑”的流動生活，見於記載的遷徙就有13次之多。但是，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商部落也毫無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會解體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記載就是一個信息。於是，本來臣屬於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完成了從血緣關係向地緣關係的轉化，而發展成商民族，崛起於黃河下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