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居的環境，心理的溝通，掌權者推行漢化政策，雖然都是漢民族同化其他少數民族的重要條件，但決定的因素仍然是漢民族先進的經濟和文化的影響和吸引，如契丹人，在“投下州縣”和燕雲十六州漢民族先進的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下，不僅漢族熟練的生產技術、先進的生產工具吸引了契丹族人，而且還促使契丹人迅速封建化。本來契丹人在大漠之間“畜牧田久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但是在漢族的影響下，早在皇祖勻德實為大迭烈府夷離堇時，就“喜稼穡，專意於農”。這雖不代表契丹人已經普遍經營農業，但卻反映了契丹人對農業已有了一定的重視。阿保機時，更是從被用長繩連頭係之於木，驅往漠北充為奴隸的漢族人民的反抗和逃亡中領悟到：是否學習漢族的先進經濟和文化，是關係到契丹國興衰的大問題。於是，阿保機除“築城郭立市裏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外，還“為城郭官室之製於漠北”，並正君臣，定名分，設置州縣，改用漢姓，改變契丹人舊有的統治方式。936年，遼從石敬瑭手中得到了燕雲十六州，無論怎樣評價這一事件，其給契丹人學習漢族先進的經濟和文化在客觀上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是無可置疑的。所以，經阿保機的經營已跨入封建製門檻的契丹人，在漢族經濟的影響下，迅速完成了封建化，景宗時下令說：“諸州有逃戶莊田，許蕃漢人承佃供給租稅。”這一史料對契丹人的封建化作了最好的說明。在文化上，漢語、漢字一直與契丹語、契丹文字一樣通行，而契丹文字則是在漢族幫助下創製的。漢族傳統文化的代表——儒學一直受到重視，阿保機於神冊三年（918年）下詔建孔子廟，“皇太子春秋釋奠”。及至道宗，更是“詔求乾文閣所缺經籍，命儒臣校讎”，並“詔有司頒作《史記》《漢書》”，在學校頒“五經傳疏”，以便士子閱讀。道宗本人則經常請人講解四書五經，並不避夷、狄之諱，浩皓的《鬆漠紀聞》對此有一段生動的記述：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宗曰：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地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可見道宗漢化之深。在生活習俗上也多吸收和繼承漢族的風俗，如不僅一般情況下喜服漢服，興宗後大禮時也服漢服了。又如仿漢俗過端午節、重陽節。更有甚者，遼太宗並於會同三年（940年）宣布：“契丹人授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契丹族民謠：“垂楊寄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個南婆，我這裏嫁個契丹。”都表明在民族同化的風雲之中，契丹人與漢族之間結為秦晉之好，民族壁壘最頑固的部分被打破了。
女真族更是如此，漢族先進的經濟和文化的影響，一使“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以物博易，無工匠”的女真人的生產得到發展，出現了“收多支少”的豐收年景。二使女真人社會封建化。女真人從奴隸製向封建製的轉化，主要表現為“猛安謀克”的封建化。幾經南遷的“猛安謀克”領授耕地，散落在漢族地主莊田的汪洋大海之中。金世宗時，租佃關係已經普遍存在。金章宗時又大量解放“二稅戶”，“定屯田戶自種及租佃法”，正式承認“猛安謀克”出租土地的合法性。三使女真語言、文化逐步漢化。不僅與漢族人民雜居的“猛安謀克”戶學會了漢語，連女真貴族也學會了漢語，甚至不會說女真語了。同時，女真人簡譯漢姓和改易漢姓的也越來越多，並且“好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最後不得不解除民族間婚姻界限，宣布“屯田軍戶與所居民為婚姻者聽”。於是，“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女真族就是這樣在被漢族同化的道路上迅速地前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