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有自己鮮明的民族特征。它有自己的語言。《左傳》宣公四年說：“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但楚語與北方諸夏語言的區別，還遠不止個別詞語的不同，它根本就是一個自成係統的一種語言。《孟子·滕文公下》有一段話說：“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對於中原之人來說，楚語竟如此難學，說明楚語確與諸夏語言有根本的區別。
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信巫鬼，是說楚人崇拜多神，並盛行巫覡。“淫祀”，是指不合華夏民族禮法的祭祀。說明楚民族有著與華夏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祭祀儀式。
楚人尊鳳。楚人也崇拜龍，但遠不及鳳之甚。鳳是楚先民的圖騰，因此，楚人對鳳有著異乎尋常的感情。《山海經》的作者一般認為主要是楚巫，該書一提到鳳就流露出壓抑不住的激動心情，以為鳳的出現是莫大的祥瑞。如《山海經·海內經》說：“南方……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見則天下和。”如《山海經·南山經》說：“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名曰鳳凰……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由於尊鳳，因此楚人好以鳳喻己或喻人。這在先秦各族中是獨一無二的。按照一個誇張的傳說，楚莊王即位後三年不理政事，還下令要處死進諫者。大夫伍舉求見，楚莊王左手摟著鄭姬，右手抱著越女，接見了伍舉。伍舉請莊王猜個謎語，說：“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答道：“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一。”在這個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的故事中，伍舉以鳥喻莊王，莊王則以鳥喻己。這個飛能衝天，鳴能驚人的鳥，非鳳莫屬。《九歌·懷沙》有句曰：“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顯然，這是屈原以鳳喻己。類似的例子還不少，說明楚民族之於鳳，確有特殊的關係。
楚人性格直率熱情，做起事情來風風火火。這或許就是司馬遷所說的西楚之人，“其俗剽輕，易發怒”。楚莊王一世豪傑，相傳也有這樣的性格特征。一次文無畏奉莊王之命出使齊國，歸途經由宋國，宋人以他不曾請求“假道”為借口，把他殺了。消息傳到楚國，“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投袂而起……”當即快步走出宮外。侍者慌忙追去，在庭院裏才給他穿上鞋，在大門口才給他佩上劍，直到一個叫做“蒲疏”的鬧市才使他登上車。當晚，莊王在城郊住下，隨即興師伐宋。這個故事雖有誇張，卻也事出有因，符合楚人的一般性格。
楚人好樂舞，這或許與他們崇鳳有某種關聯。前述關於鳳的引文，即多與“舞”相連。楚人的樂舞，借助於跳動的聲和態，抒發了楚人的藝術情懷，顯示了楚人的藝術素養，也顯示了楚人樂觀豪放的民族性格。
楚人的舞姿已在長曳千年的流光中消失了，但楚伯樂聲卻凝結在出土的樂器上，繚繞在文獻的字裏行間，至今恍若在耳。八音之中，楚人所愛以鍾為最。尚鍾之風，於楚為烈。諸夏以鼎為寶器或重器，九鼎是王權的象征。兩國交兵，勝者攻入敗者的國都，往往要遷其重器。楚國就大不一樣了，它的重器，與其說是鼎，不如說是鍾。春秋晚期，楚王有“九龍之鍾”，後來吳師攻入楚國郢都，曾破其“九龍之鍾”。再後來秦人入郢都，也是把所能找到的鍾都搬走了。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鍾，讓我們依稀可見當年楚地鍾的盛行。而身處草莽的鍾子期竟如此精通音律，以至“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的佳話流傳千古，足見楚地樂舞之盛和楚人對音樂的偏愛。
楚人鮮明的民族特點，使楚民族形成了強烈的民族自我意識。熊渠和熊通均曾宣稱“我蠻夷也”，強烈地表現自己與中原華夏族不同的民族認同。
由於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楚人的民族感情也就特別濃烈，因此楚民族史上產生了許多忠君愛國感人至深的事跡。
楚國的將帥，如有覆軍之敗，往往自盡以謝國人和國君。雖貴為公子王孫，位至令尹、司馬，也很少有委過和偷生的。楚莊王曾命其子屈瑕伐羅，敗績，屈瑕自縊。城濮之戰，楚國屬縣申、息之師損失慘重，成王派人對令尹子玉說：“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玉遂自縊於方城之外。鄢陵之戰，統率中軍的司馬子反醉酒敗事，共王派人去責備他，也表示寬恕他，但令尹子重以子玉自盡的故事提醒他，子反還是自盡了。康王時，令尹子囊為吳師所敗，整軍而還，感到無顏見君，途中伏劍而死，死前猶不忘國事，囑咐司馬子庚一定要修築郢都城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