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的山越勢力頗大，分布的地域也很廣。僅據《三國誌·吳書》的有關記載，山越的活動就達於今贛西北的永修、奉新，贛南和贛東南的吉水、樂安，以及贛東北的鄱陽等縣市境內。不過江西境內所謂的“山越”，有的本已成為編戶齊民，如《三國誌·吳書·賀齊傳》載：建安十八年（213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眾萬餘人”；建安二十一年（216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這些所謂的“賊”，有的研究者也把它視為山越。按《三國誌》的行文風格，這一類的“賊”至少是土著，有別於北來漢族。而江西土著族群主要是越人之後，因此把他們也視為山越，似無不可，而且它是否還意味著到三國時期那些已成“編戶齊民”的越人土著之後尚未完全漢化呢？
孫吳政權曾多次對江西地區的山越用兵，並迫使部分山越出居平地。如《三國誌·吳書·周魴傳》載，周魴在誘殺了一支山越的首領董嗣後，“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對於仍居住在山區的越人，孫吳政權也將他們處於嚴密的統治之下。前述孫吳時期今江西境內新增了大量的郡縣，由東漢時期的1郡13縣增至5郡1都尉57縣，江西行政區劃的大量增加與漢族的遷入有關，更應與山越的漢化有關。
應該說，江西地區山越絕大部分本來已有相當的漢化基礎，前述“化民為賊”者也被視為山越可證，而隨著封建王朝政府統治的深入，加上不斷有漢族遷入雜居，江西地區的山越加快了漢化的進程。東晉以後，江西地區已幾乎不見山越活動的記載。殘存的極少部分山越之後可能後來同化於佘族之中。由於佘族從古至今在江西都隻有零星分布，因此，隨著江西人口最多分布最廣的越人土著最終融於漢族，我們可以說這時漢族已遍布江西各地了。
柤中蠻和雍州蠻，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今湖北省的南漳、宜城一帶興起了一支蠻夷，稱“柤中蠻”或“柤中夷”，他們很可能就是東漢時期活動於這一帶的“中廬駱越”的後裔。《三國誌·吳書·朱然傳》注引《襄陽記》說：“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裏。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沔二穀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梅姓是越人大姓，因此柤中蠻很可能是中廬駱越之後。
柤中地近襄陽重鎮，正當曹魏和孫吳爭戰之區，因此柤中蠻屢受孫吳的進攻。徐晃、朱然、諸葛瑾等均曾討柤中。赤烏九年（246年）朱然第二次攻打柤中時，還曾迫使當地夷夏萬餘家北遷漢水以北。《晉書·宣帝紀》說，魏正始七年（246年），“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由此可見柤中蠻還是與漢族雜居的，這種情況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華中還可能是比較普遍的。柤中蠻在遭到這次打擊之後逐漸衰落，北渡沔投靠曹魏者可能融於漢族之中，餘部則可能會入後起的“雍州蠻”。
雍州蠻的主體應是巴人種屬，魏晉以後，中原和江漢地區動蕩不安，原來居住於川鄂山區的巴人趁機大量外遷，其中相當一部分遷到了襄陽一帶，並以地名被稱為“襄陽蠻”。東晉太元年間（376～396年）於襄陽郡僑置雍州後，他們又被稱為“雍州蠻”。由於他們的勢力相當大，殘餘的柤中蠻的活動被掩蓋起來了。
僑置雍州治襄陽，在南北朝對峙時期，這裏地處南北勢力的交會之區，因此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也使活動在這裏的雍州蠻備受各方重視。南朝在這裏設置有寧蠻校尉以鎮服諸蠻，並多由雍州刺史兼領。
元嘉八年（431年），劉道產出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兼襄陽太守。由於他撫治有方，“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沔為居”。但元嘉十九年（442年）道產一死，雍州蠻又大亂，引得劉宋政權多次派大軍征討，並將俘獲的蠻人大量遷往京師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如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劉駿“討緣沔蠻，移14000餘口於京師”。後來沈慶之也將“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為營戶”。這些被遷往京師的蠻人，其結果必然是被漢族所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