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本區的移民大約有多少？據譚其驤先生統計，自永嘉之亂後至劉宋止，南渡人口（移民及其後代）約有90萬，其中居住於今湖北境的約6萬，湖南、江西各1萬餘人，總計本區約有9萬人。但考慮到當時南遷的以及南方土著豪強地主均極力吸收北方移民作為部曲、佃客，並加以隱匿的事實，以及僑州郡縣之外亦有部分移民定居的情況，華中這時期接納的北方移民應更多。葛劍雄先生補充說，“大明八年（464年）移民及其後裔占遷入地人口比例應高於六分之一，他們的總數可能在200萬左右”。而這還沒有包括僑置在郡縣之外的移民人口，因此，大明時移民及其後裔的數目還應更多，“200萬無論如何隻是一個下限”。如仍按先前的比率九分之一計，這200萬北方移民及其後裔中，華中應有22萬以上。
中原移民的大量遷入對華中漢族發展的影響是十分巨大和深遠的。首先，來自中原的漢族移民對華中漢族原有的語言和文化心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西晉以前，今華中絕大部分屬古楚方言區，贛東北屬吳方言區，僅北部鄰近中原的邊緣地區屬中原官話係統。永嘉之亂以後，由於大量中原移民遷入江漢地區、洞庭湖平原和贛北，使本區原有方言格局被打破，現代漢語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初具雛形。贛客方言的先聲像一個巨大的楔子打進江西地區，把吳語和湘語（古楚語）的聯係切斷；而在兩湖，從江漢平原到洞庭湖北部則出現了西南官話的最初雛形。也就是說，江西贛方言族群開始奠定了其發展基礎，江漢平原和湘北一帶的早期漢族也在與中原移民的大範圍混雜交彙中發生了脫胎換骨般的變化。據南朝梁宗懍《荊楚歲時記》記載，原來盛行於北方的寒食節，這時期也已經在荊楚民間盛行起來。這昭示著荊楚地區早期漢族在文化心理上正與中原漢族進一步認同起來。這是南方人學習和接受中原語言文化的必然結果。我們甚至可以說，前述將之劃入漢族的那些南方土著族群，他們的漢化過程這時期才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其次，魏晉南北朝時期華中原居山區或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土著族群大批出山，活躍於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等地，而這些地區又正是北方移民遷入較多的地區，加上戰亂時期移民流動性較強，他們與出山的少數民族土著族群錯居的機會更大，這無疑對出山的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加速他們的漢化進程。另外，一些中原移民還可能為了避亂而深入山區與少數民族土著族群雜居，雖然他們因人數較少而可能無力同化當地少數民族，但在傳播漢文化，加強漢族與少數民族的感情和文化交流方麵，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少數民族族群的“出山”
魏晉南北朝時期華中漢族的大發展還表現在它吸收和同化了大量的少數民族人口。這不僅意味著漢族人口的增多，還意味著漢族人口分布麵的擴大，從早期的平原穀地擴展到了南方的部分山區。
這時期“出山”與漢族高度雜居並最終融入漢族的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主要有：
山越，山越即山居的越人，又稱“山民”“宗民”“山夷”，或辱稱為“山賊”“山寇”等。他們主要是先秦時期廣泛分布於南方地區的越人之後，但也包括了部分因種種原因逃往山區與越人共處雜居的漢人。
秦漢時期，當江南平原地區或交通要道沿線的越人因與漢族雜居而逐漸融入漢族之時，居住在山區的越人仍保持著自己的民族特色，繼續著傳統的生活道路。東漢後期以後，伴隨著中原漢人的大量南遷，南方的開發逐漸深入，漢族不斷向原為越人居住的地區推進。這樣，原來“與世隔絕”的山居越人與漢族的接觸頻繁起來，“山越”活動的記載便頻頻見於史書，尤以三國時期為甚。
山越的活動廣泛見於東南各省，華中的江西和湖南也是山越重要的活動區域。
湖南的山越主要見於湘江幹流流域和湘南山區，即相當於東漢時的長沙郡、桂陽郡和零陵郡。這一帶地區先秦時期曾是揚越的重要活動地區，秦漢時期由於有屬盤瓠蠻種屬的長沙武陵蠻遷入，因此不能排除史書記為“山越”有屬盤瓠蠻的可能。三國時期長沙郡內之有山越，已見上一節中。零陵郡的山越也見於《三國誌》中，該書卷六一《陸凱傳》載，五鳳二年（255年），陸凱曾“討山賊陳毖於零陵”。不過總的來說，三國時期湖南境內的山越勢力不大，而且隨著漢族人口的不斷遷入和曆代王朝統治的不斷加強，湖南山越逐漸融入漢族之中，殘餘部分可能與向東南方向遷徙的盤瓠蠻融合，發展成南朝時期湘南山區的莫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