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唐為漢族遷入華南發展的第二個高潮時期
隋唐漢族遷入華南以“安史之亂”為界分為兩個時期，前期以流士為主，後期以流民為主。
安史之亂前，從隋代開始將流刑定為1000裏、1500裏、2000裏三等，俗稱“三流”，嶺南一帶成了隋唐的主要流放地，著名的有柳宗元被流放到柳州，韓愈被流放到連州陽山（今廣東陽山）和潮州。
安史之亂後，由於戰亂，流民成了遷入華南漢族的主流，史載：“天下大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遊焉。”如渤海吳氏，“散處中州，其後隨王潮入粵，而入翻之潮、嘉等處”。從而使嶺南人口激增，據有關史籍記載，唐代廣東的戶口較隋增加一倍多，即從隋代的102780戶，增加到唐代的209584戶，從而形成了漢族遷入華南的第二個高潮。
（四）宋元為漢族遷入華南發展的第三個高潮時期
宋元之時，由於政治動蕩，中原久亂不安，中原漢族遷入華南的記載不絕於書，斷斷續續地延綿了一個半世紀之久。
宋元之時，不僅是自秦漢以來中原漢族遷入華南人口最多的一個曆史時期，而且還是華南不同的漢族族群形成的初始時期。
在廣東，由於漢族的遷入，尤其是北宋漢族大批遷入南雄珠璣巷，以及南宋時人們經珠璣巷大規模南徙，廣東各地尤其是分布在今珠江三角洲各縣的漢族開始了形成為廣府人的過程。與此同時，從湖南境內騎田嶺一帶越嶺入粵北，或從江西、福建境入循、梅、潮諸州的漢族後來形成為華南漢族族群中的客家人和潮汕人（福佬人）。
在廣西，自北宋始改變了入桂漢族少於入粵漢族的狀態，入桂漢族以鎮壓儂智高的狄青官兵落籍廣西為大宗。到北宋末，不僅作為靜江府治的今桂林市多有漢族入遷，就是接近少數民族聚居的“沿邊十三郡”也有避難的中原士大夫遷入。及至南宋末，元軍南下伐宋時，為元軍所敗的抗元義軍部眾和一部分難民還遷入廣西靖西一帶落籍。所以南宋時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五民”條雲：欽州（約今欽州市和靈山、東興等縣市）民分五種……二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地，子孫盡閩音。五曰疍人，以舟為室，浮海而生，語似福廣，雜以廣東西之音，疍別有記。這樣漢族入桂從數量到內涵都有了明顯的發展，而且兩宋之時也是平話人形成的初始時期。
在海南，兩宋時遷入嶺南的漢族有的渡海進入海南島。紹興年間（1131～1162年）謫居昌化軍（治今臨高縣西南，在全島的最西端）的李光說昌化軍：“近年風俗稍變，蓋中原士人謫民者相踵，故家知教子，士風漸盛。”南宋初太學生陳東被誅，另一太學生福建人陳好，因畏株連而避居瓊山之蒼原，後子孫繁盛。據統計，北宋元豐初海南4軍州共有10366戶，到元世祖至元年間，增至99885戶。不到200年間，人口增加了9．6倍，漢族大批入瓊十分顯然。
在福建，南宋時遠離中原，又靠近南宋首都的福建成了人民逃避戰亂的好地方，不僅宋皇族成員入閩，泉州成了他們的主要的遷居之地，而且流民也大批遷入泉州、福州，如今福州橋南三叉街一帶舊稱藤山，“唐末宋初，居民鮮少。趙宋南渡之後，避亂者漸次遷藤，至元朝始成村落”。由於入閩漢族經海、陸兩路進入，故沿海港市福州和泉州，以及居江西入福建大道的邵武軍（治今邵武）、建州（後改名建寧府，治今建甌）、汀州都是移民較多的府州。這時也正是福州人、閩南人開始形成的時期。
在台灣，漢族大批入台也始於宋元時期，連橫在《台灣通史》中說：“曆更五代，絡及兩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台灣，而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故台灣舊誌有台灣一名北港之語。”由於漢族入台人口增加，南宋還在台灣推行“編戶”。
（五）明清為漢族遷入華南發展的第四個高潮時期
明清之時，中國的統一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曆史大趨勢，這時雖然漢族遷入華南的浪潮逐漸減弱，但仍連綿不斷，由於明初實行衛所製，所以其中以軍籍漢族移民規模最大。如廣西桂林衛所軍士合家屬約有5萬人，與當時桂林土著的人數差不多。這些衛所駐軍“子孫世及”，世襲為屯兵，於是這5萬人的軍籍漢族移民成了當地最大的移民集團，加上柳州衛所的軍籍移民，他們後來形成了桂柳人的核心。
但是華南漢族的第二次遷徙卻是明清之時華南漢族遷徙發展的主流。這個主流是由廣東南雄珠璣巷漢族移民再次掀起南遷的浪潮，以及福建客家人再次大規模入粵、入桂的兩大支流彙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