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於漢族的遷入“與越雜處”，以及郡縣地方官推行漢文化，使得這些社會發展較緩慢的土著族群也開始發生了變化。史載東漢光武帝時，“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製為冠履，初設媒聘，始知婚嫁。建立學校，導之禮化”。《後漢書·循史列傳·任延傳》雲：任延為九真太守，“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配，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任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齡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家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兩千餘人。是歲風雨調節，穀稼豐衍”；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於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矣”。此後，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將軍馬援撫交趾時“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駭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製，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廣東新語》雲：“馬援在交趾，嚐衣都布單衣，都布者，絡布也。細者宜暑，柔熟者可禦寒”。使駱越裸體的習慣也改為著衣之習了。《瓊州府誌》亦雲：馬援“往來海南，撫定珠崖，調立城郭，置井邑”，是為海南開化之始。所有這些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效果越來越顯著，而且由於南朝實行了一些有利於俚僚及其他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發展的左郡左縣和俚郡僚郡製，並輕其賦稅，對於一般降附的少數民族，隻輸穀而無雜調，對於納入郡縣的俚人“計丁課米”，對於“僚人”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以俚人為例，南朝時俚人的政治領袖洗夫人的崛起，凸現了俚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劉宋時還“巢居鳥語”，“鬻口為貨，掠人為奴婢”，到南梁洗夫人崛起時，“俚人始相率受約束”，“政令有序，人莫敢違”，“使從民禮”。洗夫人還對任南梁州刺史的哥哥洗挺“恃其富強，侵掠旁郡”的暴行多所規諫，使俚人互相攻掠，互相殘殺的局麵得以平息，“自是溪峒之間，樂樵蘇而不罹鋒鏑者數十年”。於是僅海南儋耳的俚人歸附洗夫人的就有1000多峒。這樣，從梁到隋初，俚人漸統一在洗夫人之下。
與此同時，遷入嶺南的漢族先進文化也進一步發生影響，《高州府誌》雲：“自馮氏浮海北來，世扞南服，馳聲上國，風氣日開。”漢族在嶺南“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教，稱為大化”。就是在俚人所居的農村也有琅琅的讀書聲了，故《馮融傳》雲：“（融）汲引文華士相與為詩歌，蠻中化之，蕉荔之壙，弦誦日聞。”特別有意義的是說“鳥語”的俚人也學會了漢語，如道光《廣東通誌·馮融傳》雲：“（融）每行部所至，蠻酋焚香具樂，望雙旌而拜，迎者相望，輒戒其下曰：馮都老來矣，毋為不善而嬰罪戮。記錄了蠻酋”與其下屬交談俚、漢兩語雜用的情況。有的俚人不僅講漢語，還掌握了漢文，如洗夫人就是一個典型，清崔翼周的《誠敬夫人廟碑銘》中有“解環質佩，著讀閫外《春秋》”一句。此銘雖晚出，但洗夫人受到漢文化的教育是實。隋仁壽元年（601年），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亡叛，隋文帝敕委洗夫人招慰亡叛，她帶著詔書，自稱使者，跑了十幾個州，不用翻譯即能完讀詔書。在此，還值得一提的是洗夫人嫁給了漢官馮寶，漢、俚之間的心理鴻溝也被填平，可見俚人的漢化程度已很深了。曆史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文明程度低的民族被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所涵化作為一條“鐵律”在俚人身上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經過南朝漢文化169年的熏陶，使一部分俚人“皆列為郡縣，同之齊人（漢族）”而開始漢化了。僅以高涼縣為例，劉宋時在高涼故地置高涼、宋康、海昌三郡，屬廣州，據《宋書·州郡誌》高涼郡領縣九，戶1513，口9131；海昌郡領縣五，戶1724，口4074。三郡共戶4666，口21328。到隋時，高涼郡與上述三郡轄境相當，據《隋書·地理誌》，高涼郡領縣九，戶9917（不著口數），雖經100多年戰亂，但戶口比劉宋時增加了一倍多，可見這一帶的俚人都“列為郡縣”，“屬於中國”，“同之齊人”了。這是南朝時期華南漢族滾動發展的一個重大成果，也是華南漢族自兩漢開始形成為廣府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