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淮南一江之隔的江南，主要指的是蘇南、浙江和皖南地區，當時也稱江南、江東或江外，與淮南等地合稱則為江淮，同樣接納了大批北方遷入的漢族移民。江南因有六朝立國的基礎，經濟文化相對發達，因此，當安史之亂發生後，不少人以為朝廷又將仿永嘉南遷之舉，政權中心可能移向東南地區，於是紛紛向這一地帶遷徙。史載：“中原不寧，士子之流，多投江外。”“兩京（今長安、洛陽）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因此，當時“薦紳先生，多遊寓於江南”。這些流士及大量的流民遷入江南，使此地人口急劇增加。宣州（治今安徽宣州）、潤州（治今江蘇鎮江）瀕臨長江，為北方移民首先達到的地區，戶口上升趨勢十分明顯。顧況曾說當時“宣州戶五十萬”。而天寶年間，宣州隻有12．12萬戶。這兒說“五十萬”或許有些誇大，但在寶應二年（763年）宣州增置了旌德縣；永泰元年（765年）又自宣州析置一個新州池州，複又置石埭縣；會昌五年（845年）宣州更升為望州，則表明宣州的人口，在安史之亂後大量增加應該是事實。至德（756～758年）後曾一度升潤州的江寧縣為江寧郡，除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外，人口的大量增加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大曆年間（766～779年），由於戶口增加、經濟發展，潤州刺史蕭定被評為理行第一。
常州在安史之亂後戶口也有一定增加，這種增加的原因，大約就是北方漢族的遷入。同樣由於人口增加顯著，經濟發展迅速，大曆年間（766～779年）常州刺史蕭複被評為天下理行第一。在會昌五年（845年），常州也升為望州。相對於常州更南些的蘇州是當時東南的重要都會，它也是另一個重要的移民聚居地。梁肅《吳縣令廳壁記》載：“自京口南被於浙河，望縣十數，而吳為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於茲土，叁編戶之一。”則南遷的人口已占蘇州治所吳縣編戶的1／3，而天寶時，蘇州有戶7．6萬左右，依此推算，移民數在2萬～3萬戶。難怪顧況說：“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若以每戶5人計，則有10萬～15萬的北方漢族在安史之亂時遷入此地。
當時的越州（今紹興地區）也是接受遷入漢族較多的地區之一。鮑遠曾說：“自中原多故，賢士大夫以三江五湖為家，登會稽者，如鱗芥淵藪。”因此，相當一部分南遷的流士定居在越州。由於戶口增加，貞元年間（785～804年）越州增置上虞縣，會昌五年（845年）同樣升為望州。
除上述州縣有大量漢族遷入之外，在杭州、歙州（今安徽歙縣）也有許多北方漢族遷入。其中歙州的58姓中，有28姓為安史之亂後遷入，而黃巢起義後還有大量姓氏遷入，因而使得此地風俗大為改觀。誠如羅願在《新安誌》卷一中所說：“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於此，後或去或留，風俗益向文雅。”
安史之亂被平定之後，並沒有完全進入和平穩定階段，麵對殘破不堪的山河，繼之而來的是藩鎮割據、軍將叛亂而造成的政局動蕩，人口繼續流失，恢複非常緩慢，甚至根本沒有恢複。根據《元和郡縣誌》所載，長安所在的京兆府，開元（713～741年）時共有36萬戶，元和（806～820年）時隻有12萬戶，僅得1／3。洛陽所在的河南府，開元時有12萬戶，到元和時僅有1．8萬戶，減少了6／7。這些損失的人口，除了部分死於戰火外，大部分則外遷他鄉。
在中原安史之亂後進入藩鎮割據的混戰和五代時的朝代更替時，南方，尤其是華東區所在的江南，卻獲得北方大量的漢族移民，使勞動力增加，經濟開始長足地進步。“南方已超越北方；北方依賴南方的接濟，愈來愈殷切。”這一點當時人的文章、史籍中也多有談到，如《全唐文·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仆射京兆府君神道碑》（卷六三〇）中說：“天寶（742～756年）以後，中原釋耒，輦越而衣，漕吳而食。”李肇也說：“凡東南邑郡，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載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而至也。”大量糧食通過運河而黃河輸往關中。而江南的財政收入，也成為國家的財政支柱。韓愈稱：“當今賦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杜牧謂：“今天下以江淮為命。”而三吳地區，“國用半在焉”。這一點，白居易也承認，“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州為大，兵數不少，稅額至多”。因此，經濟重心已在江南，隻是政治、文化中心尚在北方而已。江南的發展，除了擁有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外，興修水利，改進農具，多種經營是此期江南經濟獲得長足發展，並最終壓倒北方的重要原因。而在勞動力增加和工具的改善方麵，北方漢族移民的遷入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從此，中原漢族為正統的觀念開始打破，華東漢族的發展在經濟上取得優勢之後，其正統地位也開始得到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