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麵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養蠶和紡織業有了新的突破。織錦業在劉裕（宋武帝）滅後秦以後將關中錦工遷至江南，在丹陽（今江蘇南京市）鬥場成立錦署後，成為繼蜀錦之後又一個重要產地。至於製鹽、冶鑄、造紙和製瓷業方麵，也都有突破或新的發明。浙江的海鹽和江蘇的鹽城為重要的產鹽地，《太平寰宇記》卷九五引《吳郡記》稱海鹽是“海濱廣斥，鹽田相望”。冶鑄業方麵當時在華東區的著名作坊有梅根冶（今安徽貴池縣東50裏），齊時上虞人謝平還創造雜煉生鐵法以煉優質鋼。造紙業方麵，當時的藤紙非常著名，做文書“皆用藤角紙”。而藤紙的產地即在今剡縣（今浙江嵊州市）剡溪（今曹娥江上遊）和餘杭的由拳村。製瓷業也有了長足發展，青瓷窯分布在今紹興、溫州一帶。而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進一步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兩晉南北朝時的南方著名商業城市有建康、京口、山陰、壽春、襄陽、江陵、成都、番禺八個，而華東區就占了前四個。當時的建康在梁時“城中有二十八萬戶（以1戶5口計，約有140萬口），東西南北各四十裏”。都城內有四市，附近有大小市十餘所。京口也是連接南方和西部的大市，山陰是著名的絹米交易中心，壽春則是連接南北交易的大市。
這些經濟成就的取得，都與北方漢族的大量遷入和統治中心建立在這片土地上分不開。此期的經濟發展，終於使西漢時還處於比中原地區落後得多的華東，開始成為全國著名的經濟中心，出現了江南“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荊城（荊州）跨南楚之富，揚郡（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的局麵。人們可見的是“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的興旺景象。華東“簡直成為全國的穀倉和衣料的取給地，中國的經濟重心，從此由北方移到南方了”。
三、隋唐漢族向華東的遷徙和發展
隨著隋朝建立，南北統一，動蕩的政局和戰亂開始結束。雖然隋朝是一個短命的王朝，但不久之後建立的唐朝，則開始了封建社會文化的鼎盛時期。周邊各少數民族在唐王朝的擴張過程中不斷被同化，成為漢族中一個組成部分。而華東自從東吳立國，再到東晉南朝政權的更迭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活動於此的大量山越，也在被征剿和移居平地後，在南北朝尤其是到唐代時被同化，成為華東漢族的一個組成部分。江南經濟的不斷發展，使華東區最終成為單一漢族聚居的區域。
不過，正當人們分享盛唐繁榮的時候，橫掃華北的“安史之亂”爆發了。從天寶十四載（755年）始，到寶應二年（763年）止，經過8年激戰，中原地區是“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關上地區“間井蕭然，百不存一”。大量為躲避兵亂的流民，進入相對穩定的江南。“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便是當時曆史真實的寫照。華東的江北地區，成了北方難民一個重要的棲息地。
當時北方漢族為逃避兵火而南遷的路線大致分東、中、西三路，其中東路通過大運河南下，到達江北地區，而後有的還經過江西進入福建，有的則進入嶺南。因此，江淮是接受北方漢族移民最多的地區之一。雖然史無確切數字記載，但從各種典籍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龐大的北方漢族遷入，並對華東經濟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淮南由於地處南北兩地的連接地帶，逃避安史之亂的北方漢族首先乘此路南下，加上安史之亂時，許遠、張巡死守睢陽（今河南商丘南），使淮南得以保全，給避難者以一種安全感。所以大批南下的流士、流民便在此地居留下來。許多文獻記載，當時為避安史之亂，“衣冠士庶……家口亦多避地於江淮”。“中國（中原地區）新去亂，人士多避處江淮間。”當時江淮間的揚州，在興元無年（784年）時，因“僑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擁弊”，造成一定的社會問題。和州（今安徽和縣）在唐大曆年間（766～779年）其戶數比天寶年間（742～756年）的戶數增加數倍。這種情況的出現，除非有大量外來人口的遷入，否則，絕不可能增殖得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