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除了兩淮的人口波動較大外，其他地區北方漢族的遷入人口也極其龐大，尤其是浙江，因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而使人口激增。史載“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而“天下賢俊多避地於此”。
不過，與崇寧元年（1102年）相比，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時的戶數也隻增加26．9萬戶。看上去增長不大的原因是因為兩浙路在金兵入寇時，土著居民被殺戮過多所致。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起居舍人淩景夏言：“切見臨安府自累經兵火之後，戶口所存十之二三。而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輳駢集，數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有的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認為：“依崇寧元年杭州戶數及其後28年年平均增長率3．8‰，並扣除因方臘起義可能減少的口數計算，全國戶2026．4萬，大觀四年（1110年）是2088．2萬，年平均增長率為3．8‰。
據《元豐九城誌》卷五，元豐三年（1080年）杭州戶202816；據《宋史·地理誌》，崇寧元年（1102年）杭州有戶203574，年平均增長率僅為0．2‰，疑有誤，故不取。以年平均增長率3．8‰計，宣和二年（1120年）方臘進入杭州前應有戶21．8萬，如估計亂時居民死2／10，亂後另有1／10的居民係外地遷入，則應有戶19．6萬。此後到建炎四年（1130年）又有十年時間。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未入侵前應有戶20．4萬。如以7／10的損失折算，屠城後應餘下6．3萬戶。
據《鹹淳臨安誌》，乾道年間（1165～1173年）有戶26萬，扣除土著人口7．1萬（建炎屠城後剩餘人口為基數，建炎三年至乾道年間年平均增長率仍取3．8‰），外來移民及其後裔為18．9萬戶左右。此數與淩景夏所言西北人數倍土著之說大致相符。即使以金兵過後所餘人口為原來的4／10計，北方移民及其後裔仍當有16．5萬（戶）左右。”若每戶以5口計，則有82．5萬～94．5萬北方漢族及其後裔遷入。加上後來仍源源不斷的北方漢族移民，使臨安府“士庶服飾亂常，聲音亂雅”。
其他府縣的情況也與杭州基本上相似。平江府（今蘇州）在建炎年間（1127～1130年）遭金兵屠城，“城中幾於十室九空”。李心傳也說：“死者近五十萬人，得脫者十之一二而已。”兩者所言基本相同，應該可信。據《宋史·地理誌》崇寧元年後平江有戶15．3萬弱，如以年平均增長率3．8‰，建炎四年（1130年）屠城前應為16．9萬戶。
以2／10計，幸存者為3．38萬戶，但到淳熙十一年（1184年）平江有戶17．3萬餘，55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0．7‰，如此之高的增長率，隻能解釋成是外來人口遷入造成的。如果按和平時期3．8‰的增長率計，到淳熙十一年土著居民約為4．15萬戶，外來移民及其後裔約有13．15萬戶，已絕對多於當地人。誠如韓詩所寫：“莫道吳中非樂土，南人多是北人來。”形象地概括了這一現實。
除平江府外，當時的建康府和鎮江府也有大量的漢族移民遷入。南宋初金兵南下曾對建康進行屠城，而幸存者又被北掠，脫逃者僅為1／10。而北宋晚期建康有居民17萬，雖然至乾道九年（1173年）前，其建康府所在的江南東路戶數呈下降事實，但主要原因可能是移民遷入難以抵消屠城的居民損失；同時，有些人則因懼怕金兵再次南下而遷移他鄉。
因此此期的移民遷入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至正金陵新誌》卷八引戚氏語，“在建炎中，絕城境為墟，來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巨族仕家。
視東晉至此，又為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謳歌，尚傳京城故事……習氣大率有近中原”。說明北方遷入漢族數量相當可觀。除府城外，溧陽等縣遷入的移民也不少，史載：“名儒勝士多因避地來寓溧上，往往樂其風土而定居焉。”與建康不遠的鎮江府，所遷入的移民數量也不少。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驅河南人民為金軍南下攻宋，結果過江後約1萬人乘機逃走，他們都居住在建康、鎮江一帶。而每當淮南有事，過江避難第一站往往是鎮江。
浙江因為朝廷所在，因此，各府縣的移民也都極其可觀。紹興曾為南宋的臨時首都，為此，皇室成員和各地官員紛紛遷入，一個時期為接待移民的祠堂廟宇全部人滿為患。陸遊後來說：“予少時猶見趙、魏、秦、晉、齊、魯士大夫渡江者。”說明北方各地的漢族移民都有。明州（今寧波）也有大量北方移民遷入。《寶慶四明誌》卷十六載：“自南渡以來，衣冠日盛，戶口日繁”，便是明證。浙江境內的湖州、秀州（今嘉興）移民也不少，如秀州所轄的崇德縣洲錢市一地，“宋南渡初，士大夫來寓者殆二十家”。當時的婺州（今金華）“去國都（杭州）為甚邇，其地寬衍饒沃，有中州之風，故士之自北至者，多於婺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