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河西的置郡與屯田
河西地區正式歸入漢朝版圖後，漢武帝為了繼續加強與西域的交通，隔斷羌、匈之間的聯係以孤立匈奴，便在河西地區實施了一係列政治、經濟措施，郡縣的設置就是一項重要的措施。漢武帝在河西地區所設置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的時間和順序，《漢書》中的說法不一，但自元狩四年後，遷置四郡的人口不斷有所增加，部分移民隨著漢朝勢力的擴張，逐步由內向外緣（西域）遷徙。對河西地區的經營起始於漢軍占領河西之後（元狩二年），漢武帝曾派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聯絡原居於“祁連、敦煌間”的烏孫，“招以東居故地”；由於烏孫大臣“皆不欲遷”，張騫未達到目的，於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長安。於是武帝決定“始築令居以西”的邊塞。令居屯田隨邊塞的西遷而逐步推進到河西走廊地區。河西原有居民乃羌、月氏、烏孫和匈奴等族，匈奴占據河西後，月氏、烏孫西遷，主要是匈奴族人。河西戰事結束後，當地人口大大減少，要設置郡縣，加強河西邊防，就必須向河西大量移民。移民對象據《漢書·地理誌》記載院“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背逆亡道，家屬徙焉。”其中的“關東下貧”係絕大多數。元狩四年因受水災之難的流民，也有部分遷至河西，這次大規模的移民，是在政府“賑”、“貸”都不能解決，饑乏之中的一次西徙，除大多數的“下貧”外，還有不少刑事犯和政治犯。如武帝時附和戾太子之亂的官吏、士卒都被遷徙到敦煌郡；還有一些自願遷徙到河西的，也有一些屯田戍卒在服役期滿後，自願留屯戍邊縣，並把家室接到其地的，還有一些少數民族也由於各種原因，而被強製遷徙到了河西。
河西移民主要是在漢武帝時代。通過移民，使河西人口大增，改變了人煙稀少的狀況，到西漢末年，河西四郡共有61270戶，280211口。
隨著河西的設郡，內地徙民源源而來。為解決內地長途轉輸的困難，西漢政府又開設了屯田點：令居（今蘭州市黃河以北以西）、番和（今張掖市北）、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敦煌、酒泉、武威等。
（三）在西域屯田
西域屯田，是漢朝實現“斷匈奴右臂”戰略的重要措施之一。屯田點大致分布在具有交通、軍事意義的綠洲上。當時，“自敦煌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今新疆輪台縣東）、渠犁（今新疆庫爾勒市）皆有田卒數百人”。元鳳四年（公元前77年），又在伊循（今新疆若羌縣東）屯田，後“更置都尉”。宣帝時，屯田車師（姑師）（今新疆吐魯番盆地）、莎車（今新疆莎車縣）、北胥鞋（今地無考），設有屯田校尉。漢在車師屯田，對匈奴控製西域威脅極大。所以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匈奴派騎兵進攻漢田卒，“（鄭）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複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中”。匈奴騎兵還往來揚言：“單於必爭此地，不可田也。”鄭吉遂上書請宣帝“益田卒”。漢朝經過討論決定，“可且罷車師田者”，並派兵救鄭吉歸渠犁。
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漢後，漢朝在西域設置都護，“至元帝時，複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漢之車師屯田，據羅布泊漢簡記錄有：“交河壁”、“交河曲倉”，可推知交河城附近有屯田。戊已校尉駐地高昌壁，亦應為屯田點之一，經漢之世，車師屯田一直進行著。
宣帝末年在赤穀城屯田（烏孫國都），當時烏孫大、小昆彌在領民問題上發生矛盾，漢朝派遣常惠“將三校屯赤穀，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小昆彌戶四萬餘”。又《漢書·辛慶忌傳》載，慶忌“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穀城”。是為了解決烏孫內部矛盾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赤穀城屯田規模較大，常惠所以將“三校”為屯田士卒。但主要是為了完成“分別其人民地界”任務的一支有威懾性的鎮壓力量。其人數在2000左右，所負任務是雙重的，因為不能在短期內完成，故所率三校部眾就地屯田。西域屯田範圍較小，遷入人口不多而且不穩定。
（四）在河湟設縣與屯田
河湟屯田始於漢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秋末。湟中羌人請求“渡湟水北”畜牧，未得漢朝允許。然大批羌人強渡湟水，郡縣不能禁止。漢宣帝派官視察。而漢官到達羌地後又采取屠殺政策，折其酋豪，遂激起羌人反抗。漢朝派趙充國率大軍鎮壓，充國到前線後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分化脅從、獨立惡首的策略，收到初步成效。接著，充國又提出“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敞”的主張，留步卒萬餘人屯田湟中。自臨羌至浩門間，開墾羌人故田及公田2000多頃，修挖渠道，改變農業條件，並在《屯田奏》中提出屯田“十二便”，對屯田的好處做了詳盡的闡述，提出了一整套屯田的理論，並親自付諸實踐，不僅在當時收到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取得了平羌戰爭的勝利，而且對以後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