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楚國對西南的經略與“莊入滇”
楚國與西南地區的交往和聯係，幾乎自其立國之初的西周年間便已開始而世代不絕，尤其是與相毗鄰的巴國之間，更是時而爭戰不已、“數相攻伐”，時而握手言歡、通婚聯姻乃至相互出師救援。但時至公元前316年秦將張儀、司馬錯“滅蜀取巴”和公元前223年為秦軍最終擊滅為止，楚國對西南地區的經略，卻長期停滯在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一線邊緣地帶而裹足不前，原因當與崇山峻嶺構成的天然屏障、巴人的勇武強悍以及後來秦軍南下所造成的阻隔均不無關聯。然而，其間也曾有過一次例外，這就是著名的“莊入滇”之舉。
“莊入滇”亦稱“莊開滇”或“莊王滇”。史載戰國中、後期，楚人莊率兵西進“略巴蜀、黔中以西”，經今貴州中、西部長驅直入，最後抵達雲南高原腹地的滇池沿岸地區，將其地“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關於“莊入滇”，同樣是由於曆史文獻記載的相互抵牾與矛盾，學術界在其率部西進的具體時間究竟是楚威王時（公元前339～公元前329年）還是楚頃襄王時（公元前298～公元前263年），進軍路線是“循江（長江）上”還是“訴沅水”而西行，以及莊本人的身份是“將軍”、“楚莊王苗裔”還是“盜”（農民起義軍首領）等一係列問題上，眾說紛紜。同時，因種種不同社會曆史條件和自然地理環境所造成的差異，與在此前後“秦民”徙居巴蜀的明顯區別是，莊及其所部楚國將士在抵達滇池沿岸地區之後，大約僅經過了不太長的一段時間，便逐漸“變服、從其俗”而融入當地土著民族之中。然而盡管如此，從曆史的高度的審視，“莊入滇”仍不失為先秦時期楚國對西南地的一次較為成功的開拓與經略。這一壯舉，不僅是有史以來批量的漢族先民社會群體首次深入到了雲貴高原的腹心地帶，對於溝通內地與邊疆的聯係和滇黔地區的開發、民族文化的傳播都發揮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而且這批以楚人為主體的為數可觀的漢族先民的到來，為西漢時期滇黔漢族的形成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故而從漢、唐之世起，便有“西南外徼，莊首通”之說，且曆來為史界所推。
二、秦漢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
漢民族在秦漢大一統中從華夏民族轉化、發展而成的過程中繼續向西南遷徙。而由於西南的巴蜀和滇黔在地理上的分隔，故從一開始西南漢族的發展就分巴蜀和滇黔兩個部分。
（一）漢族向巴蜀的遷入和發展
漢族在巴蜀發展的主要社會曆史條件，首先是由公元前4世紀戰國中葉秦惠王“滅蜀取巴”而完成的區內統一及其與秦國本土關隴地區之間的區域性統一，以後又進一步演進而成的全國性“大一統”局麵，為其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基礎。與此同時，隨著郡縣製的推行和巴、蜀、漢中三郡設置，以“蜀侯”為代表的地方奴隸主貴族勢力被鏟除，以及隨封建統治逐漸加強而出現的相對穩定，則是其較為有利的社會基礎。
其次是建立在農耕經濟長足發展之上的物質基礎。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舉世聞名的古代水利工程傑作都江堰的興建。都江堰位於今成都西郊都江堰市（即原灌縣）境內的岷江上，由魚嘴、金剛堤、飛沙堰、人字堤及寶瓶口等組成，據記載為秦蜀郡太守李冰率各族人民修築而成。建成後基本解決了川西平原一帶由來已久的水旱災害，使得蜀中的社會經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成為當時僅次於秦國腹地關中的“沃野”之地和“天府”之國。對此，《華陽國誌·蜀誌》說：“周滅後（公元前249年以後），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乃壅江作堋（堤堰），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裏，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再次是隨著北達關中、南入滇黔、東出荊湘等水陸通道的全麵開通，初步形成了“棧道千裏、無所不通”的交通網絡，極大地加強了地區內部乃至與全國各地的交往聯係。加之蜀郡郡治成都（今成都）、巴郡郡治江州（今重慶）和雒縣（今廣漢）、南安（今樂山）、僰道（今宜賓）等一大批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軍事據點、商貿市場與交通樞紐等多功能於一身的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相繼興起，更是有力地促進了區內的一體化的發展趨勢。其中，素有“巴蜀首邑”之稱的古城成都始築於秦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11年），史載其“周回十二裏，高七丈”，分為“太城”與“少城”，城內“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並長丞，修整裏闠，市張列肆，與鹹陽同製。”初成時軍民人戶便已逾萬，入漢後激增至7萬餘戶約30萬口，為當時除首都長安（今西安）之外的全國第二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