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哀牢人的族屬，是西南邊疆民族曆史研究中的又一懸而未決的熱點問題。在學術界，凡氐羌、百越、百濮（滇濮）諸說並立而盡皆有之。但從曆史的高度審視，古哀牢國地處我國大陸與中南半島的結合部和藏緬、壯侗、孟高棉3大語族古代民族集團的交會地，自古及今都是多民族雜居區，在先秦兩漢之世，還居住著東遷北上而來的“身毒（印度）之民”和緬係“僄越”等外來民族，因而隨民族遷徙、民族融合和文化傳播而導致的眾多民族“共祖”九隆的文化現象應屬正常。反映到曆史文獻的記錄和民族民間的口碑傳說中，出現多種不同族係、語言的少數民族都追溯哀牢、九隆為其故土和始祖亦當不足為奇。如果確有必要對古哀牢國的主體民族提出傾向意見，我們認為當以方國瑜先生“滇濮”說即今雲南孟高棉語諸族先民說最為可信。
上述西南族群所建的“古國”，分別為秦漢時期西南一帶氐羌、百越、百濮、苗瑤族群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態的集中代表。從中表明，西南各少數民族族群的先民，不僅都有著悠久的曆史和輝煌的古代文化，而且曾對西南地區的早期開發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並為後世漢族移民的植入和各兄弟民族族群共同開發、建設“大西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這些光輝燦爛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也是西南漢族傳統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
第三節漢族向西南的遷徙和發展
一、先秦漢族先民向西南的遷徙
西南漢族的曆史，肇自公元前4世紀末秦、楚兩國對西南的開拓與移民，但由於漢族在當時尚未形成，故而那時最早遷入西南的“漢族先民”乃是秦人和楚人。
（一）秦國對西南的開拓與“秦民”徙蜀
秦國與西南的交往聯係，最遲不晚於春秋之世便已開始並發生過爭戰，但由於秦嶺山脈的天險阻隔，故直至戰國中葉秦軍才越過秦嶺大舉南下“滅蜀取巴”。其大致情況，史載秦惠王時，“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日葭萌焉。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惠王方欲謀楚，群臣議曰：‘夫蜀，西僻之國，戎狄為鄰，不如伐楚。’司馬錯、中尉田真黃曰：‘蜀有桀、紂之亂，其國富饒，得布帛金銀，足給軍用。水通於楚，有巴之勁卒，浮大舶船以東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惠王曰：‘善’。”又說：“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亦即秦惠王後元九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
秦並巴、蜀之後，除了相繼設置巴、蜀、漢中三郡以統其地，更重要的措施便是遣發移民。對此，《華陽國誌·蜀誌：》說：“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國為蜀侯，以陳壯為相，置巴郡。以張若為蜀國守。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據考，這是先秦時期內地漢族先民向西南地區進行的最早、同時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有組織的移民活動。其主觀動機與功能，誠如引文中所說是因為“戎伯尚強”即當地土著民族上層尚保有較雄厚的實力，故大批徙入來自秦國本土的移民以建立其必要的統治基礎，但在客觀上卻自此在巴蜀地區植入了較多人口與較大分布麵的漢族先民社會群體，從而拉開了西南漢族發展史的序幕。至於這批約四五萬人的“秦民”的分布狀況，雖史缺有載不得其詳，然可大致推知主要是安置在蜀、巴、漢中三郡郡縣據點周圍和交通沿線，即今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中部方山丘陵、東部平行嶺穀以及秦嶺南麓今陝西省漢中一帶。
另據有關曆史文獻記載，巴蜀平定以後，秦國的兵鋒和統治勢力，還曾向南推進到了滇黔地區的北緣地帶。其中，史有明載的一是公元前280年，秦昭襄王“使司馬錯以隴西（士卒），因蜀攻楚黔中（郡），拔之”，控製了今湘、黔、渝三省市結合部的武陵山區；二是公元前285年，秦蜀郡守“張若因取笮及江南地”。具體的地望，據汪寧生先生考證：“‘笮’是今天四川鹽源、鹽邊和雲南華坪、永勝、寧蒗地區，‘江南地’當然就是指這些地區的金沙江對岸的麗江、大姚、姚安一帶而言。由此可見，早在公元前4世紀末3世紀初，秦國的統治勢力已越過金沙江，到達今雲南北部和西北部地區”。不過，當時是否已有漢族先民在這些地區落籍定居下來，則因史料所限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