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漢西南的族群與古國
秦漢時期，在西南曾出現了一係列的“古國”，僅明確見於曆史文獻記載的便有滇、夜郎、僰侯、句町、且蘭、進桑、漏臥、乘象、哀牢、建寧等等，其餘名不存史者更是不計其數。然嚴格說來，這些所謂的“古國”，大多數都是尚居於原始社會不同發展階段上的族群，有的雖已進入階級社會具備了階級壓迫、行政司法的職能並擁有軍隊、法律（包括習慣法）等國家機器和一定的疆域界線，但與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仍有著質的區別。
（一）古滇國
古滇國位於南部滇中高原腹地一帶，以相毗鄰的滇池、撫仙湖、星雲湖沿岸地區為中心。關於古滇國的情況，曆史文獻記載均較為簡略而僅寥寥數語。例如，《史記·西南夷列傳》說：“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至滇池，地方三百裏，旁平地，肥饒數千裏。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又說：秦漢時期，自黔西、滇東至滇池沿岸地區的情況是“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等等。幸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相繼在滇池東南岸的晉寧縣石寨山、東岸的呈貢縣天子廟和撫仙湖畔的江川縣李家山，以及楚雄萬家壩、祥雲縣大波那等地，發掘出了數以萬計的古滇王國時期的各類青銅器、玉器、瑪瑙器、鐵器、骨石器等遺物和相當數量的古墓葬群，從而為人們深入了解古滇國的全貌，提供了極為豐富、直觀的實物資料。
根據出土文物結合曆史文獻的記載分析，秦漢之世的古滇國，已進入了奴隸社會，分為奴隸主、奴隸和平民3大階級。其中，奴隸主貴族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不僅生前窮奢極侈，死後還要將大量社會財富帶入冥冥“地府”之中。奴隸則多屬戰俘和擄掠而來的異族人口，主要又是頭梳雙辮的“編發”民族古“昆明”人。奴隸被廣泛使用到農耕、畜牧、紡織、冶金等生產勞動中，有的還被轉賣甚至在宗教活動中被用作“人祭”的犧牲品。平民則多為與奴隸主同族的滇國主體民族“椎髻之民”，是生產活動的主要承擔者，所收獲的糧食必須繳納一部分給奴隸主，而且還得人背馬馱送進倉房。此外，古滇人奴隸主貴族還豢養著龐大的軍隊，用以鎮壓奴隸、平民的反抗並進行對外戰爭，有的還親自擔任軍事統帥。同時，古滇人還有了早期的刑法，並以鼎和銅鼓作為統治權力的象征，在宗教生活中，奴隸主貴族往往又是大巫師，成為集政權、軍權、神權於一體的特權人物。
古滇人的社會經濟，先秦時便已獲得了較大發展，從呈貢天子廟戰國古墓葬及其出土文物看，“是一種農業、牧業、手工業並茂的定居農業經濟，代表著戰國時代滇地區經濟發展的最高水平”。其中，農業生產主要是旱地鋤耕農業，並有跡象表明可能已出現了早期的犁耕。牧業、手工業則為從屬於農耕的次級產業，在古滇人的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與此同時，商業也有所發展，“在內部實行集市貿易，以‘趕街子’的方式交換剩餘農副產品”，並以貝作為交換的媒介和財富的象征。對外貿易主要是向北部巴蜀地區輸出牛、馬和名為“僰僮”的奴隸。
古滇人的文化形態，基本上也屬於定居農耕文化的範疇，但有學者指出，在其底蘊中沉澱著大量北方草原遊牧文化（亦稱“斯基泰文化”）的基因。而在古滇文化中，又以名揚遐邇的古滇青銅文化最具代表性。在雲南一係列的古滇文化遺址的出土文物中，青銅器不僅數量眾多、種類齊全，而且精品迭出，美不勝收。突出的如祥雲大波那出土的巨型房式銅棺，江川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銅俎”“牛虎鹿貯貝器”“青銅葫蘆笙”，呈貢天子廟出土的“巫師紋銅鼎”“五牛蓋銅籬”“隼嘴式雙鉞銅弋”，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戰爭場麵貯貝器”“殺人祭祀貯貝器”“奴隸紡織貯貝器”和“納貢場麵貯貝器”等等，都是舉世無雙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瑰寶。這些精美的青銅器，在生動、形象、直觀地反映古滇人社會生產、生活的方方麵麵的同時，也展示了其高超的青銅冶煉技術、鑄造工藝水平和包蘊其中的審美情趣、觀念意識、價值取向、藝術風格以及信仰崇尚等較深層次的文化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