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國的源流，因古史失載而不得其詳，若按各古滇文化遺址的考古年代，則萬家壩古墓群“主要應屬公元前五六世紀，約當中原地區春秋中、晚期”。大波那主墓測定年代為公元前465±75年，即春秋戰國之際；天子廟古墓群從戰國前期延續到秦漢之世；李家山、石寨山古墓群的可信年代為“早期從戰國時期到西漢初年，晚期從漢武帝到西漢末年”，興盛期約在西漢中葉。總的說來，古滇國存在的時間大約從春秋中葉到西漢末年，較之古巴、蜀2國恰恰下移了200年左右。
關於古滇人的族屬，學術界是仁智各見、眾說紛紜而幾乎攬括了氐羌、百越、苗瑤、百濮等西南地區的各古代族群，具體又分白族先民說、彝族先民說、越人說以至苗族先民說、佤族先民說等10餘種之多。我們的看法是，上舉各種意見雖然也都不無道理和根據，但以文獻記載結合考古資料和當時的曆史背景及自然、人文地理環境等多重因素綜合考慮，當以第一種即白族先民說較為合理。因為在曆史文獻尤其是秦漢時期的史籍中，“滇”與既是地名又是國號同時也是族稱的古巴、蜀的明顯區別，就是“滇”僅為地名和國號而非族稱。古滇國的主體民族，曆史文獻稱之為“僰”或“滇僰”，並有大量相關詞彙見諸記錄。而自古及今都是雲南高原腹地的“非漢主體民族”之一的白族，源於古代滇中“僰人”的說法在史界爭議不大，故而古滇人應為今白族的直係先民，屬氐羌族群。
不過，對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首先，在先秦、兩漢之世，古“僰”人也是廣泛分布於自西北湟水流域至川西、川西南、川南再至滇東北、滇東、滇中一線廣大地區的古代民族，並曾於先秦時期在川南宜賓一帶建立了另一個以“僰”人為主體的古國——“僰侯國”。因而古滇人僅為“僰”人中的一支，即“滇僰”。其次，古滇文化的性質與內涵，因其以較為發達的旱地定居鋤耕農業為主導，故而性質上應屬農耕文化的範疇。但其內涵，又絕非是單一的農耕文化，如前所述，在其底蘊中，沉澱著大量從氐羌族群母體中帶來的遊牧文化基因，後又融入了由“莊入滇”所帶來的源於苗瑤族群的楚文化，再加上民族融合和文化傳播的作用，又滲入了分別來自百越、百濮以及巴、蜀、夜郎、哀牢乃至華夏等多種文化的因素，從而構成了一種多元多層次的複合型古代地方民族文化。
（二）古夜郎國
夜郎國堪稱西南邊疆民族曆史上的一大神秘古國。一方麵，有關夜郎國的記載，在秦漢以來的曆史文獻中頻頻出現而不絕於書，時至今日，“夜郎自大”的成語在我國仍可謂家喻戶曉、人盡皆知，但另一方麵，由於史料支離破碎且相互抵牾而不成係統，加之缺乏足夠的考古發現以資印證，故迄今為止，史界對其地望、淵源、文化、族屬等相關問題均尚無定論而各執一端。在此，僅據有關資料對夜郎國的基本情況大致概括如下，以供參考。
古夜郎國的地望，從《史記·西南夷列傳》所雲“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和《後漢書·西南夷列傳》所稱莊入滇，“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等記載看，古夜郎的地理位置，應在滇國之東、且蘭以西，即今滇東、黔西一帶。其腹部地區，據《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以及“牂柯江廣數裏，出番禺（今廣州）城下”等語，可知其地當在珠江上遊某地。而滇東、黔西一帶，恰為珠江上遊南、北盤江兩大幹流所在。唯南盤江在今滇東曲靖及其以南，北盤江在今安順西南關嶺、晴隆、貞豐、冊亨一線附近，且兩江相距不遠，故孰是孰非，尚在兩可之間。
古夜郎的社會經濟，據《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載，其與古滇國一樣，同屬“耕田，有邑聚”的定居農耕經濟。但應注意的是，按《華陽國誌·南中誌》的記載，直至漢、晉時期，在包括黔西北盤江流域在內的今貴州大部分地區，仍處於“佘山為田（即刀耕火種），無蠶桑……寡畜產，雖有僮仆，方諸郡為貧”的相對滯後狀態，因而對其經濟發展水平不可估計過高。當然，如果古夜郎國的腹地不在黔西而是位於滇東南盤江流域今雲南曲靖一帶，從曲靖城東珠街八塔台等地出土的秦漢考古資料看，其情況則又另當別論，而是與古滇國大致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