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古夜郎的文化形態，總的說來應與其社會經濟及其發展水平相對應，而為定居、半定居農耕文化的範疇，且同樣是由多種文化融合而成並呈現出較明顯的內部差異。對此，貴州學者據各地零星出土的青銅器已作過較為中肯的評說：“貴州西部各縣（市）收集和發掘的青銅器，如靴形銅鉞，飾有翔鷺、羽人競渡紋的銅鼓，與滇文化的風格極為相似；而黔西北一帶出土的青銅饕餮紋無胡銅戈，又係殷商典型器和紋飾的變種；這帶地區出土的柳葉形銅劍，又屬巴蜀文化的係統。這些資料生動地說明，夜郎濮人地區從新石器時代以迄春秋、戰國，就與鄰近地區以至中原有了比較頻繁的經濟文化聯係。大體說來，今黔西北一帶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響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則與古代百越各部的關係比較密切”。
古夜郎人的族屬，《後漢書·西南夷列傳》和《華陽國誌·南中誌》分別稱之為“夷僚”“夷濮”，《太平禦覽》卷七七一引《異物誌》則稱其王為“越王”，故夜郎國的主體民族應屬古越人之一支。其苗裔，後世發展衍化為今黔西一帶的布依、水、仡佬等壯侗語族各語支少數民族。
（三）古哀牢國
古哀牢國位於瀾滄江、怒江中下遊及其以西、以南地區。史稱“其地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若非誇大之辭，則古哀牢國的疆域當以今滇西南保山、德宏兩地州為中心，向西、南方向延伸到緬甸北部克欽邦、撣邦一帶，向東南方向則可達於今中緬邊界下段及中老邊界沿線境內外廣大地區。在秦、漢西南地區眾多的五大古代王國中，以其地域遼闊而雄踞第一。
哀牢國的起源，《華陽國誌·南中誌》說：“永昌郡，古哀牢國。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婦人，名曰‘沙壺’，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魚自給。忽於水中觸有一沈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謂沙壺曰：‘若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驚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龍坐，龍就而舐之。沙壺與語，以龍與陪坐，因名‘元隆’，猶漢言‘陪坐’也。沙壺將元隆居龍山下。元隆長大，才武。後九兄曰：‘元隆能與龍言，而黠有智，天所貴也。’共推以為王。時哀牢山下複有一夫一婦，產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後著尾，臂脛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繼，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穀。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民以來，未嚐通中國也。”這一古老傳說，是為西南古代民族中的又一“創世紀”，在南部滇、黔地區及境外少數民族中間流傳極廣，一般稱為“沙壺（或沙壹）故事”，亦稱“九隆傳說”。除《華陽國誌》之外，《後漢書》、唐《冊府元龜》、元《紀古滇說》、明《哀牢世傳》以及一些少數民族文字的曆史典籍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其中，《後漢書·西南夷列傳》還注引東漢楊終《哀牢傳》說：“九隆代代相傳，名號不可得而數，至於禁高，乃可知記。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耦代。桑耦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據考，《哀牢傳》所載最後一代哀牢王扈栗為東漢初建武二十三年（47年）時人，若以此為基點按每代25年上溯八代至禁高，當為西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前後。再至哀牢始祖九隆（即元隆），則應為先秦時人無疑。
古哀牢人的社會經濟與相應的文化形態，《華陽國誌·南中誌》所載甚詳，雲：“土地沃腴，（有）黃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蠶桑、綿絹、采帛、文繡。有梧桐木，其華柔如絲，民績以為布，幅廣五尺以還，潔白不受汙，俗名‘桐華布’。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及賣與人。有蘭幹細布——‘蘭幹’，僚言苧也，織成文如綾錦。又有廚旄、帛疊、水精、琉璃、軻蟲、蚌蛛。宜五穀，出銅錫……”《後漢書·西南夷列傳》亦雲：古哀牢國“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彩文繡……”根據這些記載，古哀牢人也以定居農耕經濟和農耕文化為其主導形式，且農業和紡織、冶金等手工業均較為發達，而以紡織業尤為突出。加之與東南亞地區乃至海外聯係較為密切，故早在秦漢時期便以“多異物”而著稱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