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述及，兩漢時巴蜀漢族約有231．52萬人，但是隨著漢末的動亂和蜀漢時期的連年用兵，到曹魏滅蜀之時（264年），有確切記載表明區內的人口已劇減下降為戶28萬、口94萬、軍士10．2萬、吏4萬，合計為108．2萬人。其中，漢族為70萬～80萬，僅及漢世的1／3左右。再至成漢初年，更是跌入了曆史的穀底，據《華陽國誌·大同誌》記載，當時在漢族較為集中的成都平原一帶，李雄所部麵臨的局麵是：“野無煙火，擄掠無處，亦尋饑餓。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範賢（即範長生）自守。”此後，經過長達300餘年的漫長歲月，到了隋末大業五年（609年），區內的總人口才又緩慢增長到36萬戶，初唐貞觀年間（1627～649年）再上升為57萬戶，唐大中年間（847～860年）據盧求《成都記》所說僅西川便已達到了100萬戶，其中漢族當不少於80萬戶約320萬口，從而創下了有史以來的又一個新紀錄。這一數據，還不包括東川地區和當時曾大量存在的“逃戶”。
隋唐時期的“逃戶”，見於記載者頗豐，主要是指那些自發流入深山老林和邊遠地區而脫離了政府控製的以漢族為主的各民族人戶。這種現象，在當時曾較為普遍而尤以巴蜀地區最為突出。史載武周聖曆三年（700年），劍南道轄下蓬（治今四川儀隴縣）、渠（治今四川渠縣）、果（治今四川南充市）、合（治今四川合川市）、遂（治今四川遂寧市）五州境內，“逃走戶有三萬餘”即10多萬人。天寶年間南賓郡（今重慶市轄下忠縣一帶）亦“逋亡繈負而至者不可勝數”。從理論上講，“逃戶”現象的產生，主要根源於封建政府的狂征暴斂和豪強地主的肆意兼並，致使部分貧苦農民不得不離鄉背井另覓生路。與此同時，也是區內平壩地帶因人口劇增、土地日趨緊缺而導致的結果之一。為此，詩人杜甫約在天寶年間便已較為明確地指出：“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庸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隨著大量“逃戶”離鄉“不離蜀”而向廣大山區遷徙，不僅大大拓展了區內漢族的分布範圍，而且逐漸改變了巴蜀漢族自先秦以來延續了1000多年的基本分布格局。
兩宋及元初巴蜀漢族的曆史發展，可概括為“盛極而衰”四個字，且集中反映在區內人戶數量的劇烈變化上。巴蜀漢族的人口，自9世紀中葉晚唐大中年間（847～866年）達到了約80萬戶320多萬口的新高度之後，經200多年的持續增長，到北宋崇寧元年（1102年），區內成都府、潼川府和利州、夔州等四個路的人口總值，又進一步上升為198．8萬戶，扣除利州路轄下今陝西漢中及夔州路所屬今湘、黔兩省部分地區，再以漢族占75％估算，則是時巴蜀漢族的人口為400萬左右；延至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又再次創下了253萬多戶的曆史新高；後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245．6萬戶的水平上。其中漢族為500萬人上下。然而僅僅到了相隔不過60多年後的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巴蜀漢族的人口便驟然降至10多萬戶不足100萬人，僅及南宋時期的20％左右。
對於巴蜀漢族人口的大起大落，認真分析下來，導致人口增加的原因，不外乎區內人口的自然增殖、外來移民的大量徙入和民族融合亦即少數民族族群的漢化等3個方麵，銳減的原因則主要是宋、元之際長時間的戰亂所致。
首先，人口增長的原因及其大致情況。據研究，巴蜀地區特別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一帶，早在初唐貞觀年間（627～649年）便已躋身全國四大人口密集區之一，到了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年）更是躍居首位並長期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按照人口學的基本理論，在人口增長率相同的情況下，基數越大者其增殖的絕對數量也就越大，加之區內數百年間無大戰亂，人口增長率理應不低，故而此期巴蜀漢族人口持續增長的原因，當首推區內人口的自然增殖。
其次，漢族移民的大量遷入。宋代外地移民入川，尤以兩宋之際的“靖康之亂”前後最為活躍，且動輒便以萬數計。例如南宋初紹興二年（1132年），駐川宋軍主將張浚上奏朝廷說：是時僅“舍偽從正”即棄金投宋而南下入川的北方漢族將士便達15萬人。其餘自關隴一帶湧入的潰兵、難民、流人更是不可勝數，以致宋廷曾下令在今寶雞市南大散關設置關卡加以限製。此次由金滅北宋而引發的移民入川浪潮，直至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達成和約禁止互相接納對方人員才暫告平息。但不久又因金海陵王率兵南侵再起波濤，史載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有人奏稱：時川中“新附之眾”已達“幾十餘萬”。以此觀之，終兩宋之世300餘年，移民入川的人數，也當不少於創曆史紀錄的百萬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