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康熙三年（1664年）平川戰事結束後，清政府轉向省外招徠川籍流民回鄉複業，並於康熙七年（1668年）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鄰省者，現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險阻，行李艱難，地方各官有捐資招撫，使歸故土者，請敕議敘。”再至康熙十年（1671年），又由川湖總督蔡毓榮提出：“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可耕之民，招民開墾，洵屬急務”，且輔以放寬墾荒起科年限、降低招民授官和晉升的標準，以及允許外省籍貧民攜妻兒入川墾荒等優惠政策。於是，大規模的移民入川活動自此拉開序幕，以後雖因“三藩之亂”爆發而一度中斷，但整體上仍呈現為方興未艾、洶湧澎湃之勢而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直到18世紀後期的乾隆年間（1736～1795年）的中、晚期才逐漸平靜下來。再往後，隨著人口的急劇增長，巴蜀一帶逐步上升為全國範圍內人口最多、密度也最大的地區之一並延續到當代。其間，無論是在人口數量還是分布麵上，巴蜀漢族都實現了曆史性的突破而呈直線上升和迅速擴大的趨勢，且最遲從乾隆中、晚期起轉而向鄰近的滇黔、陝甘和西部藏區大麵積發展。
清初的移民入川浪潮，高峰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以後至乾隆初年的康、雍、乾三朝六七十年間。最初的情況，據康熙四十年（1701年）湖廣提督俞益謨在奏折中說：“湖南衡、永、寶三府百姓，數年來攜男挈女，日不下數百口，紛紛盡赴四川墾荒……”後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有人又上奏說：“查楚南入川百姓，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以迄今日，即就零陵一縣而論，已不下十餘萬眾。”再至雍正五年（1727年），又有人奏稱：“湖廣、廣東、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降及乾隆年間，有記載表明，從乾隆八年至十三年間（1743～1748年），自湖南、廣東經“由黔赴川就食者，共二十四萬三千餘戶”，平均每年達4萬多戶。此後，遂逐漸趨緩，如從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間（1753～1755年）合計僅遷入6374戶。
反映在人口統計數字上，巴蜀地區的在編人口總值，從清初康熙十年（1671年）的約50萬人起步，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上升為57．9萬戶231．6萬人，以後又進一步上升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779萬人，則僅僅100餘年間便增長了15．42倍。其中既有外來移民植入的因素，又有當地原住民的自然增殖。唯其比例限於史缺有間不得而詳，若參照明代由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146萬人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266萬人的增長率和增長值，那麼清初100餘年間外來移民及其後裔的數量，當在600萬人以上，按百分比則不低於80％。這一數據，與有關地方誌中諸如成都府郫縣“當清始墾殖，如兩廣，如兩湖，如陝西，如江西，如福建，占籍幾十之九”，重慶府璧山縣“明末……土著幾空，國初招徠複業者，十分之一二，餘皆楚、粵、黔、閩人”，瀘州江安縣“自明季兵燹後，土著僅十一二，餘皆五方雜處”等記載大體相符。
與此同時，最遲從乾隆晚期開始，區內人口日趨飽和並進而嚴重超載的問題日益顯現出來。所產生的後果，一方麵是人口數值持續膨脹，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達到779萬人以後，僅到嘉慶十七年（1812年）便上升為511．3萬戶2071萬人，再至清末宣統二年（1910年）又上升為4414萬人。降及新中國建立後的1953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為6568．5萬人，1990年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時突破億人大關而達10721萬人。其間，若以增長速度而論，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至1990年間，214年共增長了13．76倍，僅為此前105年間89．23％。然而以絕對值計算，則整整增加了將近1個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