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有關曆史文獻的記載，元代較大規模的漢族徙居滇黔，在今雲南境內見於記錄的主要有兩批：其一是據《元史·兵誌·屯田》說，元代曾在雲南各地廣置軍民屯田，屯戶除駐滇蒙古軍外，多為僉發當地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組成“爨白軍”、“羅羅軍”等立屯，但其中有一名為“梁千戶翼軍屯”者為“漢軍”。其由來，據記載為：“梁千戶翼軍屯，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梁王遣使諸雲南行省言，以漢軍一千人置立屯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發三百人備鎮戍巡邏，止存七百人，於烏蒙（今滇東北昭通）屯田。後遷於新興州（今玉溪），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頃。”其二亦見於《元史·兵誌·屯田》所載，雲：“烏蒙等處屯田總管府軍屯，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立烏蒙軍屯。先是雲南省臣言，烏蒙乃雲南咽喉之地，別無屯戍軍馬。其地廣闊，土脈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跡，乞發畏吾兒及新附漢軍屯田鎮遏，至是從之。為軍戶五千人，為田一千二百五十頃。”
上舉兩批“漢軍”和“新附漢軍”屯兵，合計三四千人，加上隨軍家屬當可達萬人以上，盡管在當時眾多的少數民族土著族群和蒙古、畏吾兒（即維吾爾）、色目等外來民族中有如鳳毛麟角而不足為道，且元朝時期的“漢人”、“漢軍”在概念上除了北方漢族以外，還包括原金朝統治下的契丹、女真、渤海等古代民族，但在滇黔漢族2000餘年的發展史上，卻占有異乎尋常的重要地位。因為這些以漢族為主體的軍屯戶的遷入，既不同於隋唐之世進入滇黔一帶遊宦、戍邊、征戰的漢族流動人口和“劍南逋逃”、“京師亡命”之類的烏合之眾，又不同於南詔時因被俘被掠而來，分隸於各地奴隸主手下被肆意驅使奴役乃至輾轉倒賣的漢族戰俘和民戶，同時較之大理國時期自發流入區內廣大山區的零星漢族農戶也不可相提並論。從理論上講，這是一批以軍事化的形式組織起來，擁有一定規模的人口數量，且長期穩定在一定的空間範疇內（即聚居區內）而世代傳衍不息的移民群，因而可以將其視為已具備了所謂“世居民族”基本特征的民族集體。如果以上看法不誤，那麼漢民族集體在滇黔地區的重新形成，便理當以此作為開端，時間在十三四世紀之交。
當然，在肯定滇黔漢族重新形成於元代的同時，也要清楚地看到，當時區內剛剛出現的漢民族集體，還僅僅隻是非漢民族汪洋大海中的幾個孤島而已，不僅無法與兩漢之世的滇黔漢族相比，較之明清以後更是望塵莫及。有記載表明，即便是在當時的雲南行省省會昆明城內，漢族人口亦寥寥無幾。例如，在著名的《馬可·波羅遊記》中，作者便曾說道：“押赤城（昆明），大而名貴，商工頗眾。人有數種，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幹聶斯脫裏派基督教徒。”在這裏，“偶像教徒”主要是指篤信佛教的今白族先民“白蠻”，“回教徒”、“基督教徒”則與漢族無緣，說明是時昆明城裏“頗眾”的各民族人口中，漢族尚居於無足輕重的地位。不過，這種狀況並未持續得太久，便隨著“洪武開滇”和移民大潮的來臨而成為過去。
史載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在平定了巴蜀地區之後，為掃蕩仍盤踞在滇黔一帶的蒙元殘餘勢力，由明太祖朱元璋親自部署，遣“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率大軍由辰源（今湖南沅陵一帶）趨貴州”，一路上連克普定、普安數城進入雲南；並於滇東曲靖城下“白石江大戰”中一舉擊潰元軍主力，次年即初步平定了雲南全境。以後又屢經征戰鎮壓了蒙元餘孽的多次叛亂，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左右將局勢逐步穩定下來。這段曆史，後世多稱之為“洪武開滇”。
從曆史的高度看，“洪武開滇”的意義，除了使得滇黔地區也納入了明王朝的控製之下而避免了再度出現地方割據局麵以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直接引發的移民大潮及其在滇黔漢族發展史上所產生的決定性曆史作用。簡單說來，就是不僅使得已先期於元代遷入滇黔的漢族移民迅速發展壯大起來，而且隨著漢族人口的持續增長和分布麵的不斷擴大，而上升為滇黔人口最多，分布最廣的主體民族並沿襲至今。其發展壯大的脈絡，可以從漢族移民的陸續遷入、分布麵的逐步拓展、區內的民族互動融合以及漢族人口的增長情況四個方麵來考察。同時考慮到明初永樂十年（1412年）貴州建省後，轄區範圍係由原雲南、四川、湖廣三省部分地區組成。故而討論的空間範疇亦將隨之而有所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