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滇黔漢族的分布，在各種社會曆史因素的作用下，自明初以來便一直呈不斷蔓延擴大之勢，這是滇黔漢族發展壯大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至於元明以來滇黔的民族互動融合，大體說來，元代漢族移民雖人數和分布麵都極其有限，但因當時滇黔一帶業已納入了元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加之無論是滇中新興州（今玉溪）的“漢軍”，還是滇東北烏蒙（今昭通）的“新附漢軍”，都是組織嚴密的軍事化社會群體，故而這批最先移入的漢族移民的下落，盡管史缺有間不得其詳，然可以相信當於數十年後彙入隨“洪武開滇”而來的漢族移民大潮之中。
及至明初以後，由於大量漢族移民的遷入，因而漢族與當地少數民族土著族群之間的互動融合，幾乎從一開始便以漢族吸收、融合少數民族土著族群為曆史趨勢，但其間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例如滇東曲靖市一帶，魏晉南北朝時曾為南中首府和滇黔漢族最主要的聚居區，以後隨漢民族集體的消失成為“西爨白蠻”的腹心地帶，再至唐中葉南詔徙“西爨”之後，便一直是今滇東彝族直係先民中“普麼”、“磨彌”兩部的世居之地。及至明初“洪武開滇”時，於其地設曲靖府和曲靖、越州兩衛，大約徙入了不少於五六萬人的軍民屯戶。降及明中葉，據景泰《雲南圖經誌書·曲靖府》說：當時的情況是“郡中夷、漢雜處，列屋於府、州、縣之近者，大多漢、楚武人（即衛所屯兵）。其日羅羅者，則散居村落”。但到了清代，彝族不僅在人數上已退居少數，而且在分布上也由壩區收縮到山區和半山區丘陵地帶。這一曆史現象的出現，除了漢族移民自身的生息繁衍之外，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民族互動融合的結果。居住在平壩地區的“海羅羅”，因“其屬性與漢人不相遠”，即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比較接近，且“衣冠禮儀一如漢人”，故而在長期的雜居共處中逐漸融入漢族而消失。在今曲靖市境內，存在著大量以彝語命名而無彝族人戶的村寨，據調查基本上都是民族融合後的遺跡。其中最突出的是曲靖城北今沾益縣境內的“小麻拉”村（“麻拉”彝語意為“針線籮”），原為沾益州土知州安氏土司的故裏，但目前村中已沒有了彝族人戶，對此無論是按村老的解釋還是據有關碑刻文獻考證，答案都是已融入了漢族。
貴州境內和雲南其他地區的情況，亦與此大體相似。如據弘治《貴州圖經新誌》卷一四說：明中葉黔西平壩一帶，“自開建以來，百年於茲，漸被王化，風俗漸移，而登科入仕者，累有其人矣”。普定衛則“附郭夷民五種，習尙不同，自立軍衛以控製，衛之熏陶，漸中原衣冠之俗，亦尚禮而重文袁服食器用、婚喪之禮皆可視也”。再如成書於明末萬曆年的《滇略》說：當時雲南境內已是“人文日漸興，其地夷、夏雜處，然亦蒸蒸化洽，淳樸易治，庶幾所謂一變至道者也”。
當然，以上所敘，主要是指靠內地區，在邊境沿線地帶和邊遠偏僻山區則又當別論，如直至清乾隆年間仍頻繁活動在中緬邊界境內外的“大西軍”餘部後裔“桂家”，國內外學術界曾對其族屬是漢族還是“桂撣”（傣族，緬甸稱撣族），乃至“桂拉瓦”（佤族）、“倮黑”（拉祜族）爭論頗大。其實，如果從民族融合的角度著眼，自清初順治十五年（1658年）“大西軍”護送南明永曆帝逃緬，至18世紀中葉時被譽為“邊防兩虎”之一的宮裏雁率“桂家”稱雄於滇邊內外之時，其間已相隔100年左右約四代人，故而將其視為已經融入或正在融入當地“撣”（傣）、佤、“倮黑”（拉祜）等土著民族的漢人，似乎是更加符合邏輯的理解。
滇黔漢族的人口數量及其在區內人口總值中的所占比重，是漢民族發展史研究中必不可缺的量化指標。元代雲南行省轄下滇黔地區的總人口，《元史·地理誌》失載。據清人馮蘇《滇考》稱，至元十三年（1276年）為128．7萬戶。折算下來可達500餘萬口，顯係偏高而不可信。另據《元世祖平雲南碑》載：為“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這一數字，相對較為合理，但僅為元初雲南建省時的數據，以後當有所增長。據此，元初區內的人口總值大約為120萬，漢族人口以1萬人左右估算，約占區內總人口的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