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分商人主要是從事長途販運貿易的。販運貿易的形成和發展，是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是一個土地廣大、人口眾多的國家，由於自然條件的不同，形成了各地區間差異甚大的經濟區，這種差異的存在，為商人的販運貿易提供了條件。因為販運貿易就是把已有的生產物從有的地方運到無的地方，從多的地方運到少的地方，以買賤鬻貴的不等價交換，來賺取價格差額，以獲得商業利潤，販運的物品愈是來自遠地或異域，即地區間的差距愈大，售價的差額也就愈大，所獲得的商業利潤也就更高。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凡大的商人無不搞販運貿易，反過來販運貿易的進行，也從中產生了一批大的商人。司馬遷在他的《史記-貨殖列傳》中所記述的大商人，大多是搞販運貿易的。這些商人活動的特點正如《國語》中所描述的那樣：“令夫商群而州處，現凶饑，審國度，察其四時，而臨其產之貨，以知其市之賈（價），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知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大家知道孔子有70多個學生，其中有一個叫子貢的。他出生於衛國，曾在魯國、衛國做過官，他曾求學於孔子，後來他辭了官、退了學，專門從事商業去了，他經商就是搞長途貿易。
在販運過程中，他特別注意掌握各地的行情，以此地之有換取他地之無，用賤買貴賣的手段，從中轉易取利。他曾駕禦成隊的車馬，周遊列國，發了大財，很有些勢力，連各國的諸侯對他都特別款待，司馬遷說他結駟連騎地稿販運，成了最為饒益的商人，他能以束帛之幣而聘享諸侯，所到之處，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子貢搞販運，實際上就是將各地的特殊產品即土特產品於異地之間進行交換。由於中國地大物博，各地的特產還是相當豐富的，特別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為販運商們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經營途徑和方便的條件。為了鞏固統一的局麵，增強國力，秦始皇下令通關塞、修馳道、統一幣製、統一度量衡，動員全國的力量通暢各地的水陸交通，雖然秦始皇在這方麵的所作所為，主要是出於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考慮，但在客觀上也大大方便了各地的物資交流和商旅的往來。所以到了漢朝的時候，商業，特別是其中的販運業更有長足的發展。關於各地所具有的各種土特產品司馬遷曾有如下一段的概括：正是有了這些特產，為商人們的經營提供了條件，於是就出現了“商而通之”的情況。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商人們販運的物品不僅僅是各地的土特產品了，一些專為出售的農、副產品作為商品而大量生產出來，如糧食、棉花、布匹、木材等等，也開始成為商人們販運的主要物資了。
隋唐的時候，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商品更加豐富、交通更為便利。這時期，物資交流的特征是南北之間的大流通。雖然秦漢時期的全國統一為物資交流提供了條件，但終究是客觀的條件剛剛形成，道路和交通還存在著諸多的不便，商業本身也處於起步階段。到了國家分裂的南北朝時期，盡管南方的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南北處於分據的局麵，這時期商人的販運活動受到了極大的阻礙。隋唐統一之後，南方經濟迅速崛起，北方仍然保持原來的發展勢頭，形成了南北的兩大經濟區。從官方角度來看，由政府直接插手管理的漕運，作為物資交流的一條重要渠道，實現了南北之間的經濟聯係，就民間角度來說，南北貿易主要的是通過商人的販運活動而體現出來的。比如，除了珍奇異物、金銀寶貨等南北之間有了大量的交往之外，販運商們把大量的南方稻米販運到北方。中唐以後飲茶之風日盛，北方飲茶在很大程度上要仰賴茶商從南方販運而來，史稱“其茶自江淮而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由於水陸交通的便利，長途販運在商業貿易中已經占有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在隋唐時期，搞長途販運的商人很多，因此而發家的也大有人在，像齊州醋商劉十郎“家累千金”；定州何明遠“資財巨萬”；河東裴明禮“家產百萬”；襄漢潘將軍，其資本““強均陶、鄭”（陶朱公和鄭國商人）；長安鄒鳳熾“金寶不可數”，等等，以上這些大商人，雖然不都是隻搞長途販運的，但在他們的商業活動中，販運貿易是占著相當的比重的。明清時期，全國最有實力的商人就是販運商。這時期南北經濟都迅速發展起來，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經濟區，已經出現了像華北、華東等這樣劃分經濟區域的概念，同時各省內部也已經形成完備和固定的物資交流體係，以“集”、“鎮”為交流中心的地方小市場，完全成了農村居民不可缺少的生產、生活必需品的集散地，而大、中、小城市的發展壯大，也使城市市場豐富、繁榮起來。大至全國，小到村、鎮，商業的交流形成了網絡，而支撐這個網絡的則是依賴於地區之間的、由為數眾多的商人所從事的販運貿易。就南北貿易來看，明朝人李鼎說過這樣一段話，“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南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充分表達了南北貨運的流通發達程度。就地區間的貿易來看，更為活躍。比如河北省的情況，在《河間府誌》卷七《風俗》中有這樣一條較為詳盡清楚的記述：河間行貨之商，皆販繒、販粟、販鹽、鐵、木植之人。販繒者，至自南京、蘇州、臨清；販粟者，至自衛輝、磁州，並天津沿河一帶。間以歲之豐歉，或糴之使來，糶之使去，皆輦致之；販鐵者，農器居多。至自臨清、泊水，皆駕小車而來；販鹽者，至自倉州、天津；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諸販磁器、漆器之類，至自饒州、徽州。至於居貨之賈，大抵河北郡縣，俱謂之鋪戶。貨物既通，府州縣間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於京師者，青縣、滄州、故城、興濟、東光、交河、景州、獻縣等處，皆漕挽。河間肅寧、阜城、任丘等處，皆陸運，間亦以舟運之。
城市的和鄉村的集市交易，則因販運貿易的全麵展開而顯得異常的豐富和充滿生機。
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店鋪林立，商賈雲集，農村集市人來人往，買賣興隆，你可以在某一個城市或農村集市上看到來自於其他地區甚至全國各地的名特商品，比如在杭州城，明朝人王士性在他所著的《廣誌繹》中就說該城百貨所聚，有“湖之絲，嘉之絹，紹之茶之酒，寧之海錯，處之磁，嚴之漆，衢之橘，溫之漆器，金之酒”等等。
在河北的涿州，在它的集市貿易上竟有“江淮遠方之貨，輻輳於市”，可見商人販運貿易已經發展到了何種程度。 對這一時期的商人，其活動範圍，人們常常用“足跡遍天下”來形容，這樣一種說法實際上一點也不誇張。我們以山西商人為例來看一看。山西商人據史料記載和各地發現的實物，他們販運貿易的活動範圍是“南則江漢之流域，以至桂粵，北則滿洲、內外蒙，以至俄之莫斯科，東則京津、濟南、徐州，西則寧夏、青海、烏裏雅蘇台等處”，在全國各地幾乎都留有山西商人的足跡。再看一看徽商，史料記載他們的經營活動也是遍布全國，“滇、黔、閩、粵、秦、燕、晉、豫，貿遷無不至焉。淮、浙、楚、漢口其邇者矣。沿江區域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還有的史料記載說：“今之所謂都會者，則大之而為兩京，江、浙、閩、廣諸省；次之而蘇、鬆、淮、揚諸府；臨清、濟寧諸州；儀真、蕪湖諸縣；瓜州、景德諸鎮。……即山陬海，孤村僻壤，亦不無吾邑（指徽州歙縣）之人。”（明朝萬曆《歙誌-貨殖》）搞長途販運貿易，並不是任何人可以勝任的，而是要具有一定能力的商人才能進行。
具體的說，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必須具有雄厚的資本。販運貿易所用時間比較長，所經營的一般都是大宗買賣，其數量也是很大的，沒有一定的本錢是無法進行的；另外，長途販運要通過一道道關卡，這就要求販運商們善於與各地方官進行各種周旋，這種周旋不用金錢是不行的。
第二，販運商們必須有豐富的業務經驗和對各地商情的了解。比如要熟悉路程、交通運輸情況，要知道各地的物產、行情、斛鬥稱尺，以及地方的風俗習慣、風土人情等等，這些並非是一般商人所能做得到的。
第三，長途販運，一因規模大，二因要曆經各種艱難行程，遇到各種險境，所以販運商們要有較嚴密的組織係統和管理係統。最常見的就是這些人都組織成相當規模的商隊，為了商隊的安全還要雇用一定數量的保鏢人員。
以上這些條件，對於中小商人來說都很難做到。因此，凡是從事長途販運貿易的都是一些豪商巨賈。
古代的中等商人有哪些這部分商人主要經營的是市肆店鋪買賣
市肆店鋪就是我們現在的商場商店，通過這種渠道進行商品的銷售活動，主要是在城市中進行，銷售的對象當然主要是廣大的城市市民。中國的城市產生得比較早。當城市形成規模之後，便有大量的居民聚集而來，人口不斷地增加，必然地形成一定的消費市場。
在這種需求之下，城市中自然就會出現供應市民生活必需品的市肆店鋪。商人們通過這種以市肆店鋪為據點的商品銷售，也從廣大的市民手中，賺取了可觀的錢財。這部分商人不論從獲得的商業利潤，還是從經營活動的規模來看，都遜於搞長途販運的大豪商巨賈們，所以他們便構成了商人中的中等階層。
在早期，城市中的商品買賣活動是受著嚴格限製的，這種限製來自於官方，具體表現在：一是買賣的場所由政府來指定固定的地點，一般是按“前朝後市”的方向設置。所謂“前朝後市”，就是把市場設在王宮的後麵；二是市場四周要設立城牆，四麵有門；三是營業有一定的時間，一般地必須在白天進行；四是市場上有一定的秩序，如商品要分類排列，同類商肆店鋪鱗次櫛比，各成行列；五是參加交易的商人要登記入冊，列為“市籍”，被列入“市籍”的商人要繳納市租。雖然有種種限製和嚴格的管理，但在城市中仍活躍著大批的商肆店鋪商人，他們從販運商手中躉來商品，然後通過自己的店鋪，銷售給城市的居民們。到了宋朝，城市市場的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使城市市場出現了重大的變革。具體體現在：一是市場不再是由官府來設置，管理市場的、由政府委派的“市官”被撤消了，政府不再幹預和管製商人的正當營業活動；二是市場不再限於一個固定的地點和狹小的範圍。商人不僅可以自由選擇營業地點，而且可以日夜進行交易活動。正是從這時開始，正式開放夜禁，準許開夜市了。城市市場的放開，提供了商業活動的方便條件。從此之後，城市的商業迅猛發展，各行各業的商人們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能發展自己業務的地點，大大小小的商店、鋪席、貨攤、飯館、酒肆、茶樓等等遍布城市的各個角落，城市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