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消費的一般傾向是逾越製度，趨於奢侈，這是以貿易的發展為基礎的。許多消費品都能從市場上，甚至從異地遠方乃至外國買到。冬天也能買到春夏才能吃到的食品，這也同社會各階層與市場日益緊密的聯係分不開的。不僅百姓，而且官吏、貴族乃至皇帝的生活都與市場發生了聯係。按規定，貴族、官吏是不許進入市場的，但事實上，宋代，宮廷的權貴爭以貴價到東華門外市場上搶購時新瓜果蔬菜，市場上的螃蟹竟然能夠到達皇帝的餐桌上。據《東京夢華錄》載，一次宋仁宗舉行內宴，菜肴中有新蟹一品，二十八枚。皇帝問：“一枚蟹值多少錢？”左右回答：“值一千”。消費對貿易有巨大作用，這一點是人們所公認的，但生活性消費，尤其是“奢”對於貿易的影響問題，則頗多爭議。奢儉之爭自春秋戰國一直繼續到晚清。“黜奢崇儉”成為占支配地位的觀點。春秋中期，一些統治階級的代表人物提出儉與奢這對範疇，並以禮作為判斷儉奢的標準，而把超越這個標準的消費稱為奢侈。
在儒家眼中，奢侈是莫大罪惡。後世的“黜奢崇儉”論繼承了先秦儒家的傳統思想，具有濃厚的等級色彩和保守性。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相反的觀點。《管子-侈靡》篇就宣揚“莫善於侈靡”的論點，認為在消費方麵越奢侈，越可以消散人的積財，並使貧民得到職業和生活門路。清代魏源認為，富民的奢能夠增加對消費品的需求，有促進“通工易事”，即促進分工和交換的作用。清末的改良派譚嗣同、梁啟超尖銳地批判了頑固派的“黜奢崇儉”論，指出這種謬論實際上是反對富人投資於新式工商業，以便繼續保持落後的封建剝削方式。譚嗣同更提出了“尚奢”的論點，認為“奢”（實際上是指增加一些消費）有利於農、工、商各業資本家“取贏”，即獲得利潤。嚴複在《原富》一書譯者按語中從消費與積累的關係來論證儉奢問題。他主張要把是否有利於資本積累作為儉奢的標準。隻要消費的增加不是妨礙而是促進資本積累，就不能把適當增加一些消費看作“奢”。至於借口“崇儉”而反對投資於新式工商業，那就無異是“財之蝥賊”。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明代上海人陸楫的觀點，他把奢與貿易直接聯係起來。他說：論治者數欲禁奢，以為財節則民可與富也。噫！先生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吾未見奢之足以貧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儉則一人或可免於貧；自一家言之，一家儉則一家或可免於貧。至於統論天下之勢則不然。治天下者，將欲使一家一人富乎？抑亦欲均天下而富之乎？予每博觀天下之勢，大抵其地奢，則其民必易為生；其地儉，則其民必不易為生者也。何者？勢使之然也。今天下之財賦在吳越，吳俗之奢莫盛於蘇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梁，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繡者，不知其幾何也。蓋俗奢而逐末者眾也。隻以蘇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時而遊，遊必畫舫肩輿、珍饈良釀、歌舞而行，可謂奢矣；而不知輿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百待爨者，不知其幾。故曰彼有所損，則此有所益。若使傾財而委之溝壑，則奢可禁。不知所謂奢者，不過富商大賈、豪家巨族，自奢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彼以粱肉奢，則耕者、庖者分其利；彼以紈綺奢，則鬻者、織者分其利；正孟子所謂通功易事、羨補不足者也。上之人胡為而禁之？若今寧紹金衢之俗，最號能儉，儉則宜其民之富也；而彼諸郡之民，至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凡以其俗儉而民不能以相濟也。要以先富而後奢，先貧而後儉，奢儉之風起於俗之貧富，雖聖王複起，欲禁吳越之奢難矣。或曰不然。蘇杭之境為天下南北之要衝，四方輻輳，百貨畢集，故其民賴以市易為生，非其俗之奢故也。噫！是有見於市易之利，而不知所以市易者，正起於奢。使其相率而為儉，則逐末者歸農矣，寧複以市易相高也？且自吾海邑言之，吾邑雖僻處海濱，四方之舟車不一經，其地諺號為“小蘇州”，遊賈之仰給於邑中者，無慮數十萬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頗易為生爾。然則吳越之易為生者，其大要在俗奢，市易之利，特因而濟之耳，固不專恃乎此也。長民者因俗以為治，則上勞而下不擾，欲徒禁奢可乎？嗚呼，此可與智者道也。（《紀錄彙編》卷二○四《兼葭堂雜著摘抄》）陸楫為富商大賈和豪門巨族辯護，將他們的揮霍浪費視為勞苦大眾的衣食之源，鼓吹“市易者，正起於奢”，當然具有片麵性，未免本末倒置。實際上，貿易是起源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擴大，而不是起源於消費，更不是起源於奢；但消費、包括生活性消費刺激貿易發展，亦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首先，“俗奢而逐末者眾”，使從事貿易的人數增加；其次，消費影響貿易的機構，使其具有不同特性，一種是長途奢侈品販運貿易，它是適應社會上層生活需要的，另一種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貿易，它是為一般民眾服務的。
再次，消費影響市場，並進而影響生產和貿易。大凡人們崇尚需要的商品，在市場上都暢銷，不需要的商品，則積壓以至消失。這自然要對生產起某種程度的導向作用。中國古代社會生活性消費需求旺盛，而生產性消費需求相對乏力，中外對科技產品的不同應用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例如中國人發明的火藥、羅盤針和印刷術在歐洲起到了很大作用，成為預兆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打得粉碎，羅盤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科學複興的手段和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而在中國，它們卻被用於封建迷信活動，用於生活性消費，用於奢。正如魯迅所說：“外國用火藥造子彈禦敵，中國卻用它造爆竹敬神，外國用羅盤針航海，中國卻用它看風水。”中國曆史上許多發明創造不是被用於生產和貿易，而是被用於生活性消費，被用於奢。這大概是中國生產和貿易發展遲緩的一個原因。最後，上層生活消費奢侈，而下層生活消費貧困，導致中國古代城市商業零售業、飲食服務業貿易畸形繁榮，這也不利於生產的發展。
為什麼“商人重利輕別離”
“商人重利輕別離”，這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的長詩《琵琶行》中的一句詩。他謫居潯陽時，夜送客江頭，聽一女人彈琵琶，為其美妙的音樂所感動，問知是丈夫遠出經商，而她“去來江口守空船，繞愴明月江水寒。”他因彼此“同是天涯淪落人”，憐憫琵琶女的寂寞處境而作此詩。白居易這句詩深刻地揭示了商人的本質特征：商人確是把利視為高於一切，為了利可以拋妻別井，常年在外，辛苦經營。早在商代，商人已利用牛負重，後用馬駕車，遠行經商。春秋時，商人長途販運的更多，他們“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經商於各諸侯國之間（《國語-晉語》）。到明時，由於商業繁華，商人足跡，無所不至。如在蘇州，“人生十七八，即挾資出商楚、衛、齊、魯，靡不到，有數年不歸者。”（崇禎《吳縣誌》）江西“其民逐末，不勞稼穡，至有棄妻子經營四方，老死不歸者。”（康熙《西江誌》）南昌“商賈工枝之流，視他邑之多，無論秦、蜀、齊、楚、閩、粵，視若比鄰，浮海居夷，流落亡歸者十常四五。”（萬曆《南昌府誌》）廣州“多務賈與時逐，北走豫章、吳、浙，西走長沙、漢口，南走澳門。”（屈大均《廣東新語》）
商人如此辛苦走遍天下就是為利。有人說，商人獲得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就興高采烈，獲得百分之百的利潤就喜得發瘋，獲得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利潤就連命也不要了。這真是看透了商人的心。對於“商人重利輕別離”，曆來人們看法有分歧。孟子是反對“利”而重“仁義”的，以宣揚和發展孔子“仁義”思想為己任的孟子，見梁惠王問及“利”也不屑與之談。
以清高自許的儒士，包括今之有些知識分子，一談到商人重利也有鄙夷之色。司馬遷對此則有他獨特的看法。他在《史記-貨殖列傳》裏強調指出，凡人皆趨利以求富，這是人之常情，不過其所求之利不同罷了，並具體論述各種各樣的求利者作為例證。他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契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裏，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戈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阮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顯然，司馬遷所談及各種趨利求富的人，在論述中已指出其是非，有正當圖利求富的，有作奸犯科趨利求富的，他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他之所以兼而論之，是為了說明人皆趨利求富是客觀存在的現實。
據上評述，司馬遷得出結論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三君，尚猶患窮，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由於利的推動，商人奔走四方，促進了天下商品的交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對於商人經商主要是以讚許的口吻評價其對國計民生的貢獻的。他說：“夫山西饒材、竹、盧、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南、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王毒王冒、珠璣、齒革；龍門、碭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裏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全國雖有這麼多而為中國人民所需要的物質和資源，但需要人去開發去製造去交流，即“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而“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這是說農工虞商都是“人民衣食之原”，四者發展了，人民就豐衣足食，不然就會缺乏。可見，司馬遷將商與農、工、虞列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其中缺一不可。有“商而通之”，各地的商品才能互相交流。而各地商業越繁榮，商品交流越迅速，對國計民生越有利。所以司馬遷說：“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自來，不求而出之。”由於商人奔走天下從事買賣，互相競爭，不僅可調整物價，使貴而賤，賤而貴，以滿足人民的需求。
商業的發展，則可促進工商生產的發展，增加國家的稅收，這是商人對國家對社會兩項重大貢獻。我國封建統治的基礎是小農經濟，加上抑商、輕商思想的影響，商業的發展是受到一定的阻礙的，並反過來限製了農工生產的發展。農、工、商的發展雖較緩慢，生產還是不斷向前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