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明清時期，農產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了，這表現在經濟作物種植麵積的擴大，主要有棉花、桑、煙葉、茶、花生、豆類、罌栗、甘蔗等。經濟作物種植麵積擴大，種糧麵積因之相對減少，而隨著人口的增加，需要糧日多，糧價貴，農民種糧積極性也就提高，因而努力提高糧食單位麵積產量，糧食作物商品化也就有所發展。
曆代封建王朝的財政收入，商稅是主要來源之一。商業繁榮，商稅也就增多。如西漢時齊郡國商業較繁榮，其收入商稅就多。《漢書-齊悼王傳》雲：齊有“市租千金”，即一市之租有千金之多。元代商業發展超過以前朝代，其商稅收入就大增。據史記載：元代商稅在萬曆年間總額達到76萬餘錠之巨（即7600餘萬貫）。
為什麼說古代走私漏稅賣假貨的人敗壞了商人的名聲
商人在利的驅使下，如上所述有其利於國計民生的一麵，也有其害於國計民生的一麵，即不顧國家人民的利益，走私漏稅賣假貨。《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三《估客樂》就是描寫這種商人的欺騙行為：“估客無往著，有利身則行，出門求夥伴，入戶辭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無不營。夥伴相勒縛，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本生得失輕，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便，亦解市頭語，便無鄰裏情。俞石打臂釧，糯米吹項瓔，歸來村中賣，敲作金石聲。村中田舍娘，貴賤不敢爭，所費百錢本，已得十倍贏。顏色轉光淨，飲食示甘馨；子本頻蕃息，貨販日兼並，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黨項馬，西擒吐蕃鸚，炎州布火浣，蜀地綿織成，越婢珠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費，不計遠近程。經遊天下遍，卻到長安城，城中東西市，聞客次第迎。遊客兼說客，多財為勢傾。客心本明黠，聞語已心驚。先問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映主第，點綴無不精。歸來始安生，富與王者京力。市卒酒肉臭，縣胥家舍成。豈惟絕言語，奔走極使令。大兒販材木，巧識梁棟形。小兒販鹽鹵，不入州縣征。“沽客”，即商行，他們走私漏稅賣假貨以暴利，且是代代相傳的。父兄要他們“求利莫求名，“求利無不營”，即隻要有利可圖不必講名譽道德，什麼生意都可做，並教暴利之法：“賣假莫賣誠，交關但交假”，即賣假貨、報假稅。於是，這些估客遵其父兄所教，買回以假玉做的臂釧、糯米製的項瓔，賣給同裏的婦女，為了賺錢管它什麼鄰裏情，百錢的本錢一下子賺了十倍之多。他們就這樣以欺騙國家和人民的手段，大發其橫材，生意也越做越大。他們走遍天下，什麼生意都做，包括販賣人口。他們上巴結宦官十常侍和朝中官僚，下勾結州縣胥吏，狼狽為奸，掠剝人民。因暴利富比王者，享受著“朱門酒肉臭”的生活。
東漢末年，官、商、地主三位一體的巨富，持勢盤剝的貲財，則多得數不清，人民無飯食挖盡草根充饑，他們卻盡情奢侈享樂。仲長統在他所著的《昌言》中普談及當時這些巨富勢大富極及其豪侈的腐朽生活：“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遊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穀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君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後漢書-仲長統傳》）
晉時，人們為追利，貪鄙更甚，而當時社會有錢則無不可為之事。隱者魯褒寫《錢神論》以諷刺之。其略說，人們對錢，“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有了錢，“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仇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當時社會確是“有錢能使鬼推磨”，由於受到“金錢萬能論”思想的影響，而經商在各種職業中最能賺錢，故經商者日多，而為了暴利，往往不擇手段。商人從事正當商業活動，所賺的錢無可非議。但對為非作惡，走私漏稅賣假貨者，不嚴予製止和給予懲處，不僅坑害人民，且影響正常商業的發展，有害於國計民生。當然，商人也有講“仁義”者，如春秋戰國時的儒商子貢和範蠡，靠其本事從事正當商業而致富，且將其所賺之利，常用以救濟貧窮者。又如明代山西商人王文顯曾訓告諸子說：“夫商與士異求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貨財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汙。”（李夢陽《李空同先生集》）當時也有不少經商致富而做好事的商人，因此有人讚揚說：“良賈何負宏儒。”時至今日，我國的“義商”也不少，在國外及香港經商的僑商、港胞，常捐巨資用於教育事業及富利事業，他們如此慷慨解囊為民造福，因而得到國人理所當然的讚揚和尊敬。他們將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僑商陳嘉庚就是如此！
為什麼說無商不成城市
城市的發展要具有兩個重要的條件，要交通便利，商業繁華。如果沒有商業，就沒有商品供應，市民就難以生活，城市就難以存在，更談不上發展。因此，可以說無商不成城市。城市的興起與發展，都是與商業密切相應的。如開始有商業的商代，城市多是在黃河中下遊流域兩岸。因為靠近河流，運輸方便，商品更好交流，保證城市的供應，促進城市的發展。戰國時遍布各地的城市就是如此，如巴蜀、薊（今北京）、陶（定陶）、邯鄲、洛陽、臨淄、吳（蘇州）、宛（南陽）、番禺等城市，都交通方便，商業繁華。如有七萬戶、四十萬人口的齊都臨淄，“車轂擊人肩摩，連社成帷，舉袂成幕，揮汗如雨。”熱鬧得很。
在漢時，因商業發展，也促進了城市的擴大和發展。《戰國策-趙策三》記載馬服君趙奢論戰談及當時城市建築說：“古時，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多，無過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
馬司遷在《貨殖列傳》裏指出：“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京師，即長安。劉邦從洛陽遷都長安時遷徙以充實長安的人中，就有不少富商大賈。秦統一天下後，忙於暴征橫斂，民不安生，隻有到漢後，才“開關梁，馳山澤之禁”，官私商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尤以官營商業為最。官私商業的並行發展，使大的城市比戰國時更多了，《史記-貨殖列傳》列舉著名的都會就有十九個，其中以關中地區的長安最繁華，它是全國性的中心城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是各個地區的中心城市，間接或直接地聯係著許多較小地區的中心城市，通過全國四通八達的水陸交通網將天下的貨物總彙到全國中心城市--長安，從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商業網。這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全國人民生活都起了有益的作用。
及隋唐，因商業的發展，城市也因之擴大和發展。如隋文帝建國後，營建西京大興城（長安）和東都洛陽，都是當時最大的城市。唐經貞觀之治、開元之治，經濟發展，商業空前繁盛，城市大增，唐朝城鎮總數達到一千個以上。這是因大運河的開鑿、海外貿易興起和農、工業生產發展之故。
北宋時，城市經濟更發展，唐代十萬戶以上的城市隻有十多個，而北宋增加到四十多個。其中開封、洛陽、杭州、揚州、蘇州、廣州、福州、長沙、泉州都是著名的商業繁華的都市。當時大中城市多達350個以上，人口多的達10萬戶以上。南宋末年，杭州已發展成為一個一百二十多萬人的大都市，“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輔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地。”“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外至觀橋下，無家不賣買者。”（《夢梁錄》）馬可-波羅稱杭州是“天城”，“世界其他城市之冠。”元時，商業極其繁華，商業發達的城市也很多，如上都、杭州、鎮江、揚州、泉州，其中最大的城市是大都和杭州。明代工商業城市在發展，且向南移，南方占了絕大多數，出現了綿織業、絲織業、糧食業、製陶業、鹽業、漁業等專業的城市。至清，商品經濟也很活躍，促進城市商業繁榮，城市也在擴大，不論規模、人口、繁華都超過前代。
在我國古代，王朝建都主要決定於政治，但其存在和發展也不能離開商業的發展。長安、洛陽、開封、北京、南京等五大古都的興起和發展也是如此。長安，是古中國精華彙集之地，它位於渭河流域和關中地區。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縣，七年定都於此。此後新、東漢（獻帝）、西晉（湣帝）、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於此。漢時是中外貨物的貿易中心，有專為外僑設的居住區。唐時，外貿更盛，來自亞州各地，遠至波斯、大食，人數多時以萬計。長安有東西兩市，東市是四方財產聚集處，有220個行，商業極其繁盛。西市店肆略同東市，人口卻比東市多。
洛陽，“洛”本作“〖HT5，7〗名〖KG-*3〗隹”，三國時魏改。東漢、三國魏、西晉、北魏（孝文帝以後）、隋（煬帝）、武周、五代唐先後定都於此。東漢、魏晉、隋唐時是全國乃至全亞洲的經濟中心。城南伊、洛之間是外僑聚散地，遠至大秦，皆來經商。開封，是北宋國都，稱汴京，它倚汴水而建。汴京連淮河、長江，直通東南和西南，水路交通便利。平地多，無險可守，但卻是個商業好地區，全市人口不下百萬。當時店鋪林立，計有六千四百餘家，街上熙熙攘攘，車馬水龍，繁榮得很。市場上各種貨物，無所不有。
在宋以前，戰國時魏、五代梁、晉、漢、周曾建都於此。北京，元時建都於此，稱漢八裏城，有“人煙百萬（《庚申外史》）這裏“聚萬國之珍異”（黃仲文《大都賦》），“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輔入此城者，世界諸誠無與倫比。”（《馬可-波羅行記》）。可見，當時北京是世界繁華的城市。
以後一直是中國大一統時代中央政府所在地。
南京，於三世紀三國時吳國所建築。因其有龍蟠虎踞的形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定都於此。是當時全國性的工商業城市，人口在百萬以上。
為什麼說書肆起源於漢代
書商的出現，這是漢代以後的事。
在我國秦以前，雖早有文字，但隻能刻在甲骨、青銅、石頭在，寫在竹簡木簡和縑帛上，這便是古代廣義的書。用青銅、石頭刻的書重不用說，寫在竹簡木簡上的書也笨重，難於搬動，閱讀也很不方便，而縑帛又貴，非一般人能用和買得起。因此，這種書是難於流行的。由於刻寫的書的材料不是重就是貴，留傳下來的書都很簡短，甲骨文，短的幾字，多的不過百多字，《尚書》以至“四書”也不長。何況在古代文化不發達，讀書是很少數人的事。教育開始是壟斷的在貴族手裏，及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也隻是述而不作，可能寫作材料難得也是一個原因。他整理的“六經”，一般隻能向學生口頭宣講。一直到秦漢之際，還是簡帛並用，用竹簡或木簡聯為冊的書籍稱為編，以縑帛卷的書稱為卷，由於這種編、卷的書非重即貴，是難以推廣的，是不能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紙逐漸被創造出來，為書籍推廣提供了可能的條件。西漢中後期，官廷已使用一種殘絲製成的紙，薄而小，叫做赫蹄；社會也有用植物纖維製造的紙張，因有較廉價的紙，才能用來抄寫更多的書，於是，商人才能介入傳播文化，開設了書肆，這種商人被稱為書商。西漢末年，揚雄《法譽》就談及書肆，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東漢和帝時，宦官蔡倫改進了造紙的方法。他“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鹹稱‘蔡侯紙’”（《後漢書-蔡倫傳》）因而用這種紙來寫書和抄書的就更多了，開書肆的書商也就比前我多了。《後漢書-王充傳》記載：王充到京師，在太學讀書時，“家貧無書，常遊洛陽書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意，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王充雖窮得無錢買書，因靠在書商開的書店裏看書，才能“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對他能寫出《論衡》一書從而成為一代著名學者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