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唐以後印書賣書盛行
唐太宗統治時期，出現貞觀之治，經濟發展，文化繁榮，讀書人增多，用手抄書，不僅成本高，數量又少，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到了唐代中葉，發明了刻版印刷術，也就是說我國是最早發明這一技術的國家。印刷方法是把圖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現在木板水印畫仍用此法。加上“蔡侯紙”的造紙法經過二百多年的發展和改進，到了晉朝時已有很大進步，紙張成本低廉，完全代替了簡帛，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正因紙張大改善和刻版印刷術的發明，唐代中葉印刷業和書肆得到了大發展，在今四川、安徽、江蘇、浙江和洛陽等地都設有書肆。因此，當時著名詩人白居易和元稹的詩集才得以大量印刷出來，並有眾多的書肆為之銷售，使各階層人民得以閱讀。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是白居易的詩集，他在《與元九書》中自述：“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稹為白居易《白氏長慶集》作的序也說：“禁省、觀寺、郵侯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自注說：“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白居易與元稹兩人唱和的所謂“元和體”，“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至悉傳諷之”（《舊唐書-元稹傳》）。白居易的詩還流傳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以至朝鮮、日本等國。可見其印刷數量之多發行之廣遠。這也是因白居易的詩集是暢銷書，大有利可圖，故書商拚力印刷推銷，使詩人大名遠播海內外。迄宋代，因宋太祖趙匡胤提倡讀書，興學校，讀書人更多，故書商設肆刻書更為普遍。《雕板源流考》雲：“宋初已有書肆印賣新狀元賦，如後世印賣鄉、會試卷之例，坊刻之多可知矣。”蘇軾在《李氏山房藏書記》說：“餘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書，皆自手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字之書，且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於文詞學術，當倍於昔人。”北宋時已能印刷巨大的類書，如《太平禦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當時印書的主要地方，據《石林燕語》說：“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而福建印刷的書籍，也“行四方者無遠不至”。當時散在各地最有名的印書工業，即所謂書肆，為仁宗書堂、秀岩書堂，等等。
由於書籍印刷和銷售數量日益增加，為適應社會的需求，在北宋慶曆年間，布衣畢升在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為爾後元明清文化的傳播和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明清書商對傳播文化有何貢獻
我國古代的書商，有的本身是藏書家、出版家，同時兼事編撰刻印；有的僅接受委托，刻印和售賣書籍。
在明清時期，書坊大增，印書雜而多，刊刻經、史、集，以及小說、戲曲、醫書和百科書之類，由於後者能賺錢，書商從事這類書籍印刷販賣的尤多。正是在利潤的推動下，對於刻印銷售暢銷的小說書籍勁頭更足。中國古典小說六大名著的誕生和廣泛發行，跟書商的組織和推銷不無關係。所謂六大小說名著是指明代出版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和清代出版的《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這六大小說名著代表了我國古典小說的最高成就，不隻是我國，也是世界文學的瑰寶。
在那時，寫小說的是被視為“下等文人”之事，他們的名字是不見諸經傳的，也因此，有的人寫了書不能署真名，如《金瓶梅》的作者署名是“蘭陵笑笑生”，其何許人也？害得後代人煞費苦心去考證，猜來猜去，隻有天曉得！而《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和《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的具體情況也知之甚少，他倆是哪裏人也還在爭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是窮困潦倒的“落魄文人”，自己是沒有錢印書的，如果沒有明清書商的組織和印刷發行，這六大小說名著是不可能出版的，有的也可能不會寫出。明清書商對六大古典小說名著的出版和發行是有貢獻的。有的書商為使人更好地欣賞小說的藝術價值以易於推銷，還組織知名人士為之修訂和評點。《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就是如此。盡管金聖歎有腰斬《水滸傳》之嫌，但其修訂和評點，在思想性的藝術性上都比原作有所提高；毛宗崗的修訂和評點，使此書麵貌一新，揭開它小說美、人才美、軍事美的奧秘，使人們更好地認識這部不朽的曆名小說的美學價值，因而能吸引更多的讀者。毛本刊印後，獨步書肆，原作被束之高閣，可見毛本比原作更有魅力。又如《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原計劃寫此書一百一十回（或謂百零八回），但他大體寫了八十回後，由於家庭巨變，生活困苦，幼兒夭殤，憂傷致病，沒有完成全稿而“淚盡而逝”。幸有書商程偉元與高鄂合作，由高鄂續寫了後四十回，並於1791年將之出版了，不僅在藝術上有所提高，尤其是加深了原作的悲劇結局，使《紅樓夢》成為完整的藝術品，這部偉大名著因而能更廣泛流行於國內外。
最後要強調指出的是，古代有的書商為圖利，粗製濫印封建迷信、黃色淫蕩的壞書也不少，影響很壞。迄今黃色作品還在泛濫，如不取締，將貽害於人間。
我國古代建立顯赫功勳的商人有哪些
在古代，有不少讀書人，沒有官做，就先去經商，後來遇見明主始能發揮其才能，建立了顯赫的功勳。呂尚和管仲就是這樣的人。呂尚是個很有學問的士人，他是東海上人，曾遊說諸侯不為所用，而人總是要生活的，他開始種田，收割時連種子也收不回；於是，他去打魚，所捉到的魚抵不上買漁網的錢，年到五十，還是貧困得很，便去做小販，“賣食於孟津”，七十歲時，“屠牛於朝歌”（朝歌是商朝的首都），這說明他做生意的時間至少有二十年以上。後來老了，便隱居於海濱，常到海邊釣魚。到了九十歲那年，周文王經其釣魚之地碰見了他，與之談，知他有文韜武略，便拜他為師。
在他輔佐下，使“天下三分，其二歸周”。文王死，武王繼位，尊為“師尚父”。呂尚竭智盡力，助武王消滅暴虐人民的紂王，開創了周朝八百年的天下。管仲也是個很有才能的士人。他是穎上（今安徽穎上縣）人，從少就通《詩》、《書》，懂禮儀，會駕車射箭等武藝。因家貧，便與好友鮑叔牙一起經商。《呂氏春秋》記載：“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嚐欺鮑叔，多自取。鮑叔知其有母而貧，不以為貧也。”後來二人從政，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二公子爭位。及小白立，是為齊恒公，公子糾死，管仲被囚。鮑叔推薦管仲，管仲得任政於齊，輔佐齊桓公稱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為什麼商人弦高能使秦軍退回
鄭桓公是鄭國的始祖。他被周封於鄭時，有不少商人跟他從周遷徙來鄭，共同披荊斬棘，開辟土地，建設鄭國。桓公與商人訂有盟約，誓辭說：“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左傳-昭公十六年》）大意是說，商人不要背叛政府，政府也不向商人強買和掠奪；商人做買賣和有奇貨，政府也不過問。從史料看，鄭桓公到鄭簡公時，政府和商人都遵守這個盟約。正是靠這個盟約，政府和商人互相信賴、互相支持。
鄭國政府遵守盟約保護鄭國商人，鄭國商人也積極支持鄭國政府。《左傳-僖公三十三年》記載：秦國派將軍孟明率軍偷襲鄭國，鄭國還不知情，可是，秦軍經過滑國時，恰巧鄭國大商人弦高趕著牛群要到周都城去做買賣，在這裏遇到了秦軍，弦高知道了秦國的意圖後，當祖國處於危險的時刻，他以鄭君的名義慰勞秦軍，先送上四張熟牛皮，隨後又送去十二頭牛，說：“寡居聞吾子將步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意是說，鄭國國君聽說秦軍要經過敝國，派我送上這些東西以表慰勞。敝國雖不富厚，因貴軍行軍在外久，到敝國時，願意為貴軍備一天給養，為讓貴軍休息，夜間派軍為貴軍守衛。弦高在以鄭君名義慰勞秦君同時，立即派人駕驛車急回去向鄭君報信。鄭國當即整軍以迎戰。秦將孟明以為鄭國已知其動向，偷襲已不可能，如用強攻，而路遙後援難繼，於是順道滅了滑國後班師回去了。
從上麵的故事，可見在周時的鄭國政府和商人之間關係是密切的。鄭國大商人弦高很愛護自己的國家，因而其行動是自覺的。他知秦軍要偷襲鄭國，急中生智，假鄭君之名以犒秦軍，使秦軍以為鄭國早知其來意，以為鄭國早有備，偷襲之計難以得逞，隻好作罷。政府保護商人，商人愛護國家，傳為千古佳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