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商致巨富的孔子學生子貢，敏於辭令，善於外交。孔子主張以仁義治天下，他對孔子十分崇拜，為實現其師的主張，以經濟資助孔子周遊列國。孔子及其弟子在秦國絕糧，他奉命說服楚昭王，迎孔子入楚，使師生脫離危險。他到各國經商和遊說時，宣揚孔子的學說，“使孔子名布揚天下”。子貢因是有名的儒商，到處受到當權者尊敬，“與諸侯分庭抗禮”。
子貢參與政治最突出的成就，是他遊說各國使魯免於齊伐之難。司馬遷在《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第七》中，對其他弟子都簡略的介紹，有的不及一行字，稍多的也隻幾十字，唯有對於子貢這次遊說則不厭其煩的寫了千餘字，約占全傳的三分之一，可見司馬遷在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中，最重視的是子貢，對他的評價也最高。故事是這樣：齊國要起兵伐魯。孔子是魯國人，當祖國處於危險境地時，他不能袖手旁觀，便對諸弟子說：“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也不同意。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子貢先到齊國，以“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的道理說齊相田常。他認為魯是弱國，吳是強國，而田常“憂在內”，應伐吳國。田常不解其意，以為是“奇談怪論”。這時，子貢才說出要田常伐吳的理由。因他知“田常欲亂於齊”，但忌憚的是掌握兵權的鮑、晏等將帥，所以他強調說，齊伐魯必勝，鮑、晏等將帥將有大功，位益尊，將與田常爭權；如鮑、晏等率師伐吳，如齊敗則無功，則不能成為田常的強敵，控製齊國的政權則隻有田常一人了，這說到田常的心裏，他雖表示讚成伐吳，因已決定伐魯，如改伐吳恐大臣見疑，子貢說可按兵不動，待他去說吳救魯伐齊，齊國起兵迎戰便行了。田常同意，子貢便去說吳王。
子貢知吳王想圖霸，故見吳王時強調：“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吳王恐越報會稽之仇從後襲吳，說伐越後再伐齊。子貢說如此則齊已平魯，自願去說越起兵助吳伐齊。吳王大喜。
越王見子貢來，親到郊迎。子貢告知越王，說吳王伐越後伐齊之意，並說：“如此，破越必矣。”越王驚，求計，子貢為之謀說：“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誌，重寶以說（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製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喜，如其所教，出兵助吳伐齊。於是吳王起九郡之兵伐齊。
子貢到晉告知其君，說吳如勝齊必加兵於晉，晉君大驚，求教，子貢要其“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回到魯國。這時，吳與齊交戰於艾陵，大破齊師，隨即以兵臨晉，晉師早有準備，在黃池打敗吳軍。越王趁機渡江襲吳。吳王回師與越戰於五湖。吳三戰不勝，越圍吳王宮，殺吳王，戮其相。三年後，東向而霸。
司馬遷在詳述子貢為救魯而進行的外交活動後評價說：“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交，五國各有變。”子貢這儒商確是了不起！他所到之處，各國國君納其謀，聽其指揮，使魯免於難，促吳敗齊，使晉破吳，越王乘虛襲吳，滅吳東向而霸。而各國的勝負成敗，早在子貢計算之中。
為什麼說呂不韋是商人從政的成功典型
呂不韋是陽翟大商人，到越都邯鄲經商時，遇見入質於越的秦公子異人，認為“奇貨可居”，跟其父商量，問其父立一國之君贏利多少，其父答“無數”，於是破財助異人，以厚禮獻給太子寵愛的華陽夫人，異人得立為太子，改名子楚。同時，將其已懷孕的美人送給子楚，後生一子，即贏政。秦昭王病死，太子繼位為王，是為孝文王，子楚為太子。孝文王死，子楚繼位，是為莊襄王，呂不韋任相國。莊襄王死，贏政繼位為王，呂不韋輔國，號稱“次父”。這時他權傾朝廷，封地河南食十萬戶，有家僮萬人，富甲天下。呂不韋從政的暴發過程，充分顯示他投機取巧的商人本性。可是，呂不韋破財立君而獲利“無數”，但他取得巨大權力後並不胡作非為，享樂腐化，而是為發展和擴充秦國勢力及其版圖而竭智盡力。他之所以如此，也許是因為其所生之子贏政著想，在秦王親政前，他任相十二年間，團結下上，選拔人才；不論親疏，賞罰分明，發展農業，增強國力，取得一係列戰爭的勝利，為秦王政奠下了統一天下的堅強基礎。
呂不韋另一重大成就是編《呂氏春秋》。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列傳》裏談呂不韋編寫此書的過程說：“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嚐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變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名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其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倫、十二紀，二十餘萬言。
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使食客三千“人人著所聞”，又懸千金以賞“能增損一字者”，這足見其編此書之認真，更重要的是為了彙集眾人之智，使此書更完美。這部巨著將儒、法、道、墨、兵、農、陰陽五行各家學說之精華融會貫通，不能說隻是雜家之言，而是集眾家成大家，創立了新的大一統學說，為秦統一天下尋找理論根據和製造輿論；同時總結古代治國經驗教訓，提出了秦取得天下後的治國大綱，以求長治久安。如秦始皇不與其政見分歧，不實行暴政，而是采納《呂氏春秋》的政見，以仁政治國，秦也許不至二世而亡，秦國前途將是另一番光景。
《呂氏春秋》，不僅有重大的政治價值，也具有重大的思想學術價值，它留下古代百家學說的史料，以及提供今人治國經驗。戰國時著名的“四君”，雖以喜賓客、禮賢下士見稱，但大多是用來擺景而已，不能充分發揮諸多賓客的才智。呂不韋厚待賓客，除供其谘詢外，還集中三千賓客之智完成《呂氏春秋》這部巨著，這是集眾智成大智的創舉。決不能因他是商人出身和從政投機取巧而將他否定或貶低，從他為秦相時所作所為看，稱之為戰國時最傑出的政治家之一，也並非過譽。
為什麼西漢以後商人從政較難
西漢以後，商人從政就難了，劉邦的抑商政策就明令不準商人做官，像呂尚、管仲、子貢、呂不韋等在政治上大顯身手的商人再也找不到了。而有個別入仕的商人，都是經過艱難的曲折道路。如畜牧商卜式能入仕，是在多次考驗下，最後漢武帝為其輸財為國的一片真心所感動，且知他有管理的才能，才使他做官的。
《漢書-卜式傳》記載：卜式，河南人，畜牧出賣致富，武帝時討伐匈奴，卜式上書，主動提出以家財一半助邊。武帝派使問他助邊的動機：“欲為官乎？”式說：“自小牧羊，不習仕官，不原也。”使者問：“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說：“臣生與人亡（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又問：“苟，子何欲？”式說：“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轉告武帝，武帝征求丞相公孫弘的意見，弘說：“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卜式輸財助邊，並非有所求，純出於愛國心，卻被丞相認為是“不軌之臣”，是“亂法”行為，因而被武帝拒絕了。可見，商人在當時執政者的眼中是什麼樣的人了。
一年後，河南大遷徙貧民，費用多，倉庫空虛，卜武便拿出二十萬錢給河南太守。太守將富人助貧民的名單上報，武帝看到卜式的名，見其真心為國為民，為之感動，說他是長者，任他為郎中。初，式不願為郎，武帝說：“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乏子牧之。”於是，式以郎身份，仍穿著布衣草鞋在上林宛中為武帝牧羊。一年後，羊繁息又長得肥，武帝到其牧羊處看見，大為讚揚，式說：“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
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君。”武帝奇其言，便使他治民，先後任卜式為緱氏令、成皋令，都有政績，便將他升任齊王太傅，後任齊相。
以壽終。
在封建社會中，有些統治者因其主張“重本抑末”，對商人是不信任的，商人的愛國行為也懷疑其不軌圖謀，因而幾遭殺身之禍。明初，吳興財主沈萬三是全國第一名富戶，他自動捐獻家財修建南京城三分之一，城修好後，又請求捐獻財物替皇帝犒勞全國軍隊，這觸犯了朱元璋的忌諱，他大發火說：“匹夫犒天子軍，亂民也，宜誅。”幸有馬皇後進諫說：“妄聞法者，誅不法也，非以誅不詳。民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明史-太祖孝慈高皇後》）朱元璋才不殺沈萬三，將他充軍到雲南。沈萬三的全部財產也就被朱家王朝全部沒收了。朱元璋對沈萬三還算是寬大的，後來他屠殺江南富室手段更狠。因他早就對他們不滿，且對他們的財富早就眼紅，於是借故將浙東、浙西的富室幾乎殺個精光，他們的財富也就全部落朱家王朝的財庫了。
綜上所述，可見商人參預政治有幸有不幸者。而這是因不同時代不同的政治氣候所決定的。商人是否應該參預政治？商人的傑出代表參與政治，這對國家的建設是有益的。要把國家建設好，需士、農、工、商共同竭智盡力，因為他們各對自己的所從事的業務最熟悉，涉及其所從事的業務當然比其他人更了解，所提的意見也就能更解決問題，故能促進各業的發展。所以，吸收四民中的傑出代表到各種領導崗位上來，可以更好發揮其才能，使為國家做出貢獻，當然也包括商人的傑出代表在內。我國古代傑出的商人如呂尚、管仲、子貢、呂不韋、卜式等從政所起的作用，證實了這一點，何況政治並非任何人所專有，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把國家建設好，是人民的權利和義務，傑出的商人也同樣是義不容辭的。
為什麼說“重本抑末”有利也有弊
“重本抑末”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是有其曆史背景和原因的。
輕商思想，在商代商業出現時已有了，到戰國時，秦國為富國強兵實行耕戰，“重本抑末”才作為政策來提出並實施。這是法家的觀點，開始實行於秦孝公時。不過，這種思想在戰國時影響不大。總的來說，那時商人很活躍，一些大商人可與諸候分庭抗禮，有的巨商如呂不韋竟能入秦為相，以至權傾天下。漢興，戰亂之餘，生產周敝，國窮民困，為恢複農業生產，以鞏固新興政權，漢朝特別強調重農而貶他業，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尤其輕商賤商，使之趨向極度，對爾後二千餘年影響大而深遠。尤其在封建社會末期，其負麵影響是不可低估的。出現於明中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在清代得不到茁壯成長，與受這種思想影響是具有一定關係的。“重本抑末”思想的出現，並非偶然產生，而是有它產生的時代原因。也不要一概否定，而是有它的是非，也有其深刻的教訓。“重本抑末”思想是戰國時期出現的。賤商思想的出現則比之更早。商代時才開始有商人、商業，商業是屬於統治者部落酋長所有，但他們認為到市場去進行交易是有損其尊貴的地位的，故派“小臣”或信任的人去代勞。可見，從事商業活動的人，一開始便被賤視。這種賤商思想反映了等級觀念，從事交換活動是由下等人幹的，故經商也就認為是下等人做的事。春秋時，諸侯兼並，爭戰激烈，很重視軍功，商人無功勳，地位依然低下。《國語-晉語八》雲：“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意是說，絳都是富商，要用皮做的車帷、木做的車簷遮檔，才能經過朝市。這是因商人沒有功勳，雖然他們能用金玉裝飾車子，用繡花和金縷美飾衣服，以錢財結交諸侯，而沒有一點俸祿和對人民無大功，隻能如此。總的說，從商到春秋時候，有賤視商的現象，但統治者並不抑商，對商業是重視的。“重末抑末”思想是戰國時的法家學派提出的。“本”是指農業，“末”是指工商業，這種思想由李悝、商鞅倡導，經韓非發展才明確。李悝不過有這種思想傾向，他任魏文侯相時主持變法，提倡“盡地力之教”，創“平糴法”，重本是有成效的，但未見史書記載有關他“抑末”的具體行動。明確提出“重本抑末”的是韓非，他認為務農是“本務”，非農業活動都應予取締，將“工商之巨”列為五蠹之一，是社會的害蟲，置於被禁之列。秦始皇殺韓非而用其法學主張，但未見史書記載他“抑末”的事，但卻記載他對國內一些大商人很尊重。倒是在李悝之後，韓非之前的商鞅，卻是“重本抑末”的極力貫徹執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