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前期，雖然西歐資本主義在崛起，殖民主義勢力先後侵入亞、非、拉，西方商人紛紛來中國貿易，這對清朝雖然是個嚴重的挑戰，也是中國走向世界大好的曆史機遇。而清朝統治者不是麵對西方的挑戰，走出世界，放眼看世界，與之進行競爭，以己之長克其之短，以其之長補己之不足，而是畏縮不前，閉關鎖國，企圖保持天朝的尊嚴，結果是適得其反，失去了大好的曆史機遇，造成落後挨打的局麵。清朝統治者閉關鎖國政策首先表現在對航海業的自我摧殘上。我國從西漢到明初被稱為“航海大國”，其造船術一直居於世界的前列。如在宋太宗時，即在十世紀末年，已能造“二萬石船”的“龍舟”，它長十餘丈，深三丈，寬二太五尺，載重為一千一百噸。而在十八世紀末年，美國在獨立戰爭後為“尋求貿易”，駛到中國的“實驗號”隻有84噸，其重量不及宋造的“龍舟”十分之一，而“實驗號”晚於“龍舟”八個世有。十五世紀初，鄭和第一次率官兵二萬七千多人乘六十二艘寶船下西洋，最大的寶船長138米，闊56米，這寶船有九桅，張十二帆，“體勢巍然，巨無與比，篷帆描舵非二三百人莫能動。”可載一千人。西歐開辟新航路船隊最大的要算麥哲倫環球航行的船隊，也隻有五船、二百六十餘人，平均每船隻載五十人左右，隻及鄭和最大寶船的容量二十分之一。相比之下，麥哲倫的不過是一隻小舟，且遲於鄭和一百一十六年。
由上可見，十五、六世紀時，中國巨船是稱雄海洋的。但是，中國船隊雖稱雄海洋，但主要不是用來開展國際貿易，而是為了顯示國威，雖也做些貿易，也隻供統治者的觀賞和享用。而西方船雖小，其開辟新航線是為追求黃金，開展貿易以獲更多的財富。美國一隻84噸的帆船，為獲厚利敢於冒險橫渡太平洋來到中國，正是這種追逐厚利的冒險精神，推動美國人去霸占海洋占據國際市場。那一個國家能稱雄海洋，那一個國家就能占據國際市場更多的份額。而能如此，決定於其航海能力的強大。滿清統治者因害怕資本主義奉行“抑末”政策，不隻限製外貿，也摧殘造船工業。為了禁止出海貿易，對商船嚴加限製，如規定載重不超過百石，桅竿隻許用雙桅，高度不準超過一丈八尺，攜帶糧食、武器也苛刻限製，這種中國商船不能遠航，且無法防禦海盜的搶劫。更嚴重的是使中國造船業衰退，因不準再造巨船，曾長期居於世界前列的中國造船術也就日益落後。西方各國就與滿清自我摧殘航海業相反，他們無不把造船業和航海能力視為國家的命脈。如英國重商主義者托馬斯-孟義認為外貿是“財富的準則”、“遠處的貿易對於本國是最有利的。”（《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正是在追求財富的貪欲推動下，西方大力發展造船業，促使造船技術日益進步。其實，西方造船術和航海能力的提高都是借助於中國的發明。我國宋代發明的羅盤針於13世紀傳入西歐，從14世紀起，指南針已普通應用，裝置技術也有提高，使能建造千噸的快速帆船，才能在大洋中航行。宋代發明的火藥也於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14世紀中葉以後，歐洲人就利用火藥製造大炮和毛瑟槍。西歐的鑄炮技術也是向中國學來的。由於船堅炮利，西方殖民者橫行海上，占領國際市場。當西方在對華貿易處於逆差地位時，為改變其不利狀態，對中國進行鴉片走私貿易。清廷對這種病民害國的鴉片貿易予以製止時，英國持其船堅炮利公開發動鴉片侵略戰爭，迫使清廷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規定賠款二千一百萬銀元，割讓香港，開放五口通商。從此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歐各國開辟新航路，其目的之一就是為獲得東方商品，特別是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這些物美價廉的中國名牌產品是西方人傾倒的“奢侈品”。為取得這些商品，西方各國當時沒有什麼產品可以占領中國市場份額與之交換，隻有將從美洲得到的大部分的白銀運到東南亞，在那裏間接購買中國這些“奢侈品”。
在十七、十八世紀，中國絲綢、瓷器、茶葉大量運入歐洲。如在法國市場上，中國絲綢大受歡迎而暢銷；中國絲綢也占領了美洲的市場。而販賣中國絲綢的西方商人可獲得百分之一百至二百的超額利潤。兼具藝術和實用雙重價值的中國瓷器，更吸引歐洲人，因而在歐洲市場中很暢銷。據不完全統計，西方商人遠來中國買回的瓷器比出售的中國商人獲利更多，在外銷瓷器中，中國商人獲利隻有15%左右，而荷蘭商人運回本國出售的瓷器利潤高達179%～547%。正當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壓倒優勢和競爭力的時候，清朝政府卻限製出口，不許本國商人出海貿易，卻準許西方商人來中國購買中國商品，使中國商人獲利少，外國商人獲利多。
在十八世紀末，歐洲發生產業革命後，技術不斷進步，產品質量也日益提高，新品種增多了，且中國的一些名牌產品的製作技術也被引進仿製，如在十八世紀後半葉，英、德、法等國能燒製硬瓷，西方商人購買中國的瓷器就逐漸減少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外銷商品從優勢逐漸變成劣勢。
在清朝前期，雖受到西方的挑戰，也有好大的曆史機遇，如果清統治者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不僅富國裕民，促進國內經濟的繁榮，而對外經濟的交流必然同時促進對外政治、文化、科學和信息的交流，可以看清世界，以趕上世界的新潮流。可是，大好的機遇在眼前而抓不住，失去了曆史機遇就一時難再現，由於清統治者閉關鎖國，對外貿諸多限製，對航海業自我摧殘，使長期居於世界前列的航海業落後於西方，西方得以稱雄於海洋，以占領世界市場；使在國際市場占有主導地位的中國名牌產品不能直銷於國外，大部分利潤讓前來中國貿易的西方商人拿走了。更嚴重是這種閉鎖國政策使之與世界隔絕，自己如井底蛙對外界毫不了解。當西歐各國在產業革命後，各方麵都突飛猛進的時候，清庭還以“萬國來貢”的天朝盲目自尊，而不迎頭趕上，結果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曆史告訴我們：國要先富裕而後才能強大，而富國之道，發展對外貿是關鍵一環，因為外貿是帶動經濟繁榮的“火車頭”。而發展外貿使之能占領國際市場更多份額，要依靠有高度生產力生產眾多物美價廉的名牌產品，和有強大的船隊將之運載直銷海外。曆史事實確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等國正因此曾活躍於海洋和國際市場，之後英國稱霸海洋，占領國際市場，成為“日不落”的殖民帝國。二戰後，美國也因此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而後者取代前者，都由於有最強大的船隊和有在世界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眾多名牌產品。曆史事實也同時說明：世界上沒有永遠的超級強國，今後哪一個國家超過美國成為最富裕的國家，同樣也離不開有更強大的船隊和生產更多的名牌產品，才能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主要的地位。要達到這一步，關鍵在於有高度的生產力，而高度的生產力則決定於有在世界領先的科學技術。
計然有哪些經商思想
計然，蔡邱濮上（今河南濮陽市）人，姓辛，字文子，他的祖先是晉國逃亡在外的公子。他學識淵博，多智計，嚐南遊到越，時困在會稽山上的越王勾踐為擺脫困境而用之。範蠡知其賢，師事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計然關於經濟管理的論述，也是我國古代重要的經商秘笈。
1觀察天時預測豐歉
計然說：“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物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意是說，知戰才備戰，知為時用之物才懂得經營商品。掌握“時”與用的規律，才能了解貨物流通的行情。歲星在西，則豐收；歲星在北，則歉收；歲星在東，則饑饉；歲星在南，則幹旱。幹旱時先備船，水澇時先備車，這才合乎事物發展變化之理。每六年有一次豐收，每六年有一次幹旱，每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他上述所論，對天氣、農業生產豐歉的觀察、預測和提出農業經濟循環之說，都是從一些現象出發，或古人經驗之談，還缺乏完整、準確的科學理論。但他已認識到天時變化有其規律性，因此，農業收成的好壞也有其規律性，而農業生產豐歉與天時好壞大有關係，這是對的。
在古代，人們還是靠天吃飯，即使在今天，人們還不能擺脫自然的限製。因此，不僅在古代，即使在今天，對天氣和年成豐歉的預測，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年成的豐歉對物價漲跌和貨物供求的盈缺是密切相關的。這將會幫助商人掌握買賣的好時機。
預測各種商品產銷情況，不隻在過去，在今天仍很重要。
在春秋時商品流通種類很少，而今天則數不清，但通過現代科學技術，即電腦中儲藏的數據和網絡，以及其他科學手段，是可以了解有關商品供求情況的。因為每種商品產量的多少，將影響以至決定其價格的漲跌，經商者對此要了解清楚和做出準確的預測，才能掌握好買賣時機。
2控製物價農商兩利
計然認為：“夫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意是說，銷售糧食，一石賣二十錢則傷農；一石賣九十錢，則傷商。傷商則難做生意，財貨不能流通，傷農，農民耕田情緒低落，田地將荒廢。糧價每石不能超過八十錢，不低於三十錢，則農商都獲利。糧食平價出售，其他貨物價格相當，經濟就能正常發展，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則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價格對國計民生是很重要的。
在這裏計然提出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要防止穀賤傷農、穀貴傷商，要把價格調整到使農商都有利可圖，這才能提高農民種田、商人經商的積極性，農田才能增產，商品才能加速流通，使國民經濟各部門平衡和協調發展。二、要控製物價，則要靠“平糴”，即不靠行政命令，而是通過經濟手段，實行平糴政策：在豐收年，國家把糧食收購儲藏起來；歉收年，國家將糧食平價糴出，這就可以起到平定物價的作用。
在曆史上，“平糴”是計然最先提倡的，之後，戰國時李悝推行平糴和漢代設“常平倉”，都是計然這一思想的發展和實踐。三、指出如此控製物價是治國之道，因這樣做，有利於國計民生，保證國家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調整物價使之相對穩定，對農商都有利，當然也對人民有利，這將促使國家經濟正常發展。要做到此，不能讓市場物價自動漲跌，國家要用經濟手段加以調控。計然有關物價調控的思想，至今還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3掌握賤買貴賣規律
計然最後論經商之術說：“積著之量，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意是說，商業經營的原則是：生產、經營的商品質量要好，貨幣資金不要積壓。
在經營中，易腐敗的貨物不要存留，不要囤積以待高價。知商品的豐缺，就能料物價的漲跌。物價漲到極限就會下跌，跌到極限就會上漲。商品價高時，要將它視如糞土一樣，迅速拋賣出去；商品價跌時，要視它如珠寶一樣，盡快收購。財貨的周轉要快得像流水一般。計然以上所論，可以概括為計然經商三原則，即“務完物”、“無息幣”和知豐缺料貴賤及時買賣。這是經商的藝術，賺錢的秘訣。經營的商品是好貨、名牌貨，就能取得顧客的信任，樂於與之交易；財貨周轉得快，生意就興隆；知豐缺料貴賤及時買賣，就能賺大利。由上可見，計然在二千多年前，已發現了供求的規律，這很了不起。他“論其有餘不足”，即從商品的豐缺中預料到物價的漲跌，認識到“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之理，及時掌握買賣的好時機，因而能利用價格的變動謀取嬴利。
計然所論經營管理思想對當時及後世都起了很大的影響和作用。越王勾踐用於治國，“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號稱‘五霸’。範蠡用於經商成巨富（《史記-貨殖列傳》）。後世商人用計然之術也致富，如元時許多善於經紀、積資巨萬的大商人，都是因他們“從計然之術，研得其精，出入於大區廣陵市中，家童數百指，北出燕齊，南抵閩廣，貿遷絡繹，資用豐沛。”
我國商人為什麼奉陶朱公為商祖
陶朱公，即春秋時越國大將軍範蠡，他棄官到陶地經商，自稱陶朱公。因他善於經商成巨富而名聞天下。後世巨富都以陶朱公名喻，如說“子貢富比陶朱公”，陶朱公成富商的代名詞。商人都奉陶朱公為商祖。
1以計然之術從商
範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為人有智計，知時務，但倜儻不羈，佯狂於世。文種任宛縣令，派使去見範蠡，吏回來說：“範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笑說：“吾聞士有賢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譏，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之毀，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便駕車往訪，蠡避之。後知種必再來訪，蠡對他兄嫂說：“今日有客，願假衣冠。”一會兒，種到，二人抵掌而談，鄉人圍視如堵。二人從此成為知交。由於範蠡的賢才為文種所賞識，後文種事越王勾踐，薦範蠡同去事之。越王勾踐不聽範蠡的話，起兵伐吳被打敗，致被困於會稽山之上；後聽範蠡之謀，卑辭厚禮屈身以求和。範蠡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年，終滅吳，報會稽之恥，使勾踐東向稱霸，範蠡任上將軍。範蠡認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便辭之乘舟浮海而去。（以上事見《史記-越王勾踐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