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梁冀亦官亦商亦盜
《後漢書-梁冀傳》作者描繪梁冀這個惡棍確是淋漓盡致：梁冀是東漢末年人，此人貌醜，雙肩聳起，眼射凶光，口齒不清，少時便過著聲色犬馬的二流子生活。他本無才能，因其妹為順帝的皇後，順帝死，妹為太後，梁冀與其妹便立幼帝以專朝政，誰違其意就遭殺害，連幼帝劉纘說他是“跋扈將軍”也慘遭其毒手。後立桓帝，初也是他手下的傀儡，他是事實上的皇帝。這個惡棍擅權貪財又搶劫，是個亦官亦商亦盜的典型人物。因他掌握朝廷大權，四方貢獻，必先送他而後皇帝。向他求官的，門前絡繹不絕，行賄的就有官做，實是賣官鬻職。可是，他貪得無厭，派人出塞外經商，廣求珍寶。而這些人仗其主勢，到處橫暴，奸淫婦女，毆打吏卒。
梁冀貪汙受賄，恃權經商暴利，還嫌所得不多，派其親戚四出掠奪。僅其妻室孫氏宗親，就有十多人冒名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各派親信到各縣，對富室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將之關進監獄，嚴加掠拷，使出錢自贖，出錢少則判死罪或流放。梁冀不僅派出爪牙四出掠奪，他自己也親自出麵謀財害命，搶劫別人財產。扶風人士孫奮家很富饒，財產多達一億七千萬，是京都巨富。梁冀派人向他借錢五千萬，士孫奮這人較吝嗇，一下要他這麼多錢舍不得，但攝於梁冀的權勢不敢不借，便送上三千萬。梁冀大怒，竟向郡縣誣告士孫奮，說他的母親嚐當梁家的守藏婢，偷其家白珠十斛、紫金千斤潛逃，於是逮捕士孫奮兄弟，嚴加審訊和拷打，終死於獄。士孫奮家的一億七千萬財產就全部被梁冀劫奪了。梁冀還強取良家婦女共有數千人之多，卻美其名曰：“自賣人。”梁冀做官實是做強盜。
〖BT2〗石崇為什麼能成豪富
《晉書-石崇傳》記載：石崇是晉功臣石苞之子，少敏慧，勇而有奸計。苞臨死分諸子財產隻不分給崇，其母問及，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苞已看出石崇會聚財，不必為他操心。因他是功臣之子，得到晉武帝重視，出任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是獨管一方麵的軍政首長。石崇家產富饒，至宇宏麗。他的嬌妻美妾數百，穿著華麗，“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他常與貴戚王愷鬥富，愷以米台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以紫絲作步障四十裏，崇作錦步障五十裏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晉武帝暗中助愷，嚐賜與珊瑚樹，高二尺許，以為世間難與之比，愷將之向崇誇耀，崇接過來將之打碎了，愷既惋惜，又憤崇嫉己之寶，聲色俱厲斥責。崇不在意說：“不足多恨，今還卿。”便叫左右拿來一批珊瑚樹，有高三四尺的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像武帝給愷二尺許的珊瑚樹就有不少。愷瞪著眼不得不認輸。石崇何以如此豪富？本來他父親不分財產給他，他饒富是靠他貪汙、搶劫和從事土地的商業性經營得來的。晉時官僚大都通過經營土地種植疏果、藥材出賣圖利，石崇也不例外，他將其貪汙、搶劫所得也投入這種商業性經營。而他之能成暴發戶，主要是因他“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也就是說，他是幹著強盜的勾當，派兵攔路搶劫四方遠來客商成為巨富的。他與王愷鬥富的那些世上獨一無二的珊瑚樹無疑也是搶劫來的。豐饒的財富使石崇生活奢侈，享盡榮華富貴，但也因此送了命。石崇因附賈謐之黨，及賈謐被殺，石崇也被免官。時趙王司馬倫專權，其心腹孫秀因見石崇有妓綠珠美而善吹笛，便派使向石崇求之。崇叫婢妾數十人來，讓來使選取，使者指名要綠珠，崇說：“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孫秀得不到綠珠恨崇，勸司馬倫殺之，崇知其謀，與齊王司馬礒謀圖倫、秀，孫秀發覺，遂矯詔捕崇。崇時正在樓上歡宴，知甲士來捕他，對綠珠說：“我今為爾得罪。”綠珠哭著說：“當效死於官前。”便跳樓死。崇說：“吾不過流徒交、廣耳。”及被捕推到東市要斬首時，崇才覺而歎說：“奴罪利吾家財。”押者說：“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石崇為財貪又搶劫，也因財多而喪命，曆史上一切非法貪財者大都如此下場。崇母兄弟妻子十五人全被殺，崇時年五十二。
為什麼明神宗縱容宦官搶劫
明神宗是“酒色財氣”俱全的皇帝，他不理朝政，日夜縱酒淫樂。他生活極其奢侈，最愛珠寶，有一次采辦珠寶就用去國庫白銀二千四百兩。皇子公主嫁娶花費也近千萬銀兩之多。為滿足荒淫無恥的生活，醉心“括取幣帛”，史書稱他“以金錢珠玉為命脈”，是個活財迷。他花錢除了經常下詔向國庫索取外，采取各種辦法括財，而且不擇手段：一是開皇店、皇莊。他開皇店六處，以其特權而取暴利；又掠奪百姓無數土地擴大皇壓，僅在直隸占地二百六十七頃，在順天府就占了兩萬一千多頃。皇莊所經營的土地收入都是出售，是屬於商業性經營。二是強迫官吏“進奉”財貨。進奉財貨多的即使死罪也可活，禦史何出光上書揭發宦官張鯨死罪八條，張鯨獻上大量金銀珠寶，結果無事仍得寵信；而連罪及的宦官刑尚智、劉守有沒錢進奉，分別被處死和削職為民。三是派出大批親信宦官分赴全國各地充當礦監、稅使，肆意搜刮民脂民膏，這些宦官仗皇帝勢無惡不作，與強盜無異。礦監比稅吏為害更甚，所到之處，凡是民間田園、屋宇，任意指為礦穴，抄家毀室挖墓，奪取錢財。對於地方官吏，也大肆勒索，甚至對富戶進行明目張膽的搶劫。如宦官陳奉，肆行威虐，鞭笞官吏，搶劫行旅。他與其黨甚至入民家，奸淫婦女。人民忍無可忍，激起民變，數千民眾衝入其荊州衙署，拋磚擊石，陳奉抱頭鼠竄（《明史-陳奉傳》）。其他宦官也因迫害人民太甚，不少地區發生民變。戶部給事中田大益上書揭露說：“內臣務為劫奪，民間丘隴阡陌皆礦也，官吏農工皆入稅之人也。公然騷然，脂膏〖HTXL〗殫〖HT〗竭。”（《明史-田大益》）告者自告，神宗置之不理。
神宗為何置之不理？因他就是這些宦官害民的指使者，是他們的總後台。不管是管皇店皇莊，或派出勒索搶劫的這些宦官，都是為神宗括財，他們劫奪是“以應上求”，貪財的神宗就不會處分他們。隻要他們能為神宗劫奪財寶，天大的罪行也可逃之法外。但這些宦官所劫奪的大都入私囊，進奉神宗的不過十分之一。神宗也有所了解，有關錢事就不輕易放過，他有其對付這些宦官的絕招，少獻財的就嚴刑拷打，一直到上交了才無事。可見，劫奪人民的宦官是強盜，神宗卻是坐地分贓的強盜頭頭。
為什麼在古代官商勾結愈演愈烈
商官勾結暴利無代無之，但秦漢到隋時，商官勾結還是暗中而非公開，因在這期間大都是禁止官僚經商的，但商人向官僚行賄，得到官僚庇護則暴利更多。
漢初因以“無為而治”，生產發展，商業繁華，因商可圖利，至漢文帝時其高祖劉邦“重本抑末”法令已成一紙空文，民“皆背本趨末”，商人以財富賄賂王侯，商人勢日盛，因此晁錯上書指出：“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巨商勢力超過一般官吏，顯然是因賄賂而得交結王侯，憑著王侯勢力之故。成帝時，高利貸商就與官僚勾結一起以開展借貸業務，如大富商羅裒“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貯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因他賄賂王侯使之成為他的靠山，依仗著王侯的勢力，借款者不敢不還，因而一年間獲利倍增。東晉至隋，商官勾結暴利更甚。東晉王彪之的整頓商市令曾談到商官勾結仗勢橫行圖利的不法活動，他們在山陰肆意占地開店，走私漏稅，淩欺軍民。其他大城市也有相類的情況。隋時佞臣劉日方，因為楊堅代周立功得任大將軍、封黃國公，為朝野注目，富商大賈知劉日方 “溺於財利”，便投其好，前來有求的絡繹不絕於門（《隋書-劉日方傳》）。當然前來的富商大賈不會白送財貨，貪財的劉日方必讓他們如願而歸。唐製，官僚不許兼營商業；因工商是賤業，商人也不許入仕。隨著宦官勢力興盛，商人入仕禁例逐漸消失；在開元初官僚已兼營商業，官商相混合流，刻剝民眾更多。武則天時，富商巨賈已深入到朝庭與權貴勾結。如富商倪氏以債務為名謀奪國庫財產，便向得到則天最寵信的酷吏來俊臣行賄，來俊臣受其財物後，公然把義倉數千石米判給倪氏。（見《舊唐書-薛訥傳》）。巨商經常與權貴往來，因而勢傾中外。則天賜宴，弄臣張易之兄弟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搏戲（《舊唐書-韋安石傳》）。商人而能參加皇帝宴會，商人與朝貴勾結之深可以想見。貴戚還與商人一起經商以獲暴利，如唐肅宗女政和公主恃其貴族權勢經營商業，短期內獲利逾千萬，成為巨富。可見，商業與官勢相依附獲利多又快。唐代宗時，神策軍大將軍想升官，就出加倍利息向商人借貸以賄賂中尉，得任節度使。他們到方鎮後盡量搜括，償還本息，獲利仍多，便將之經營商業。當時大商業多是方鎮首長經營的。到宋代，商品經濟更發達，商官合流刻剝更利害，彼此互相依靠，從事非法商業活動，互通經濟情報，以至走私漏稅，因而國家稅收減少，比前十不及四五。《宋會要輯稿-食貨》（卷十八）指出：“推其原由，皆士大夫之貪贖者為之。巨艘西下，舳艫相銜，問之則無非士大夫之舟也。或自地所攬載，至夔門易舟，某月某日有其人出蜀。商旅探問，爭為奔趨，為士大夫者，從而要索重價，一舟所獲幾數千緡。經由場務，也為覆護免稅。懷刺納謁，懇囑幹擾。往時不過蜀人之赴舉者為之，既而蜀士之遊官江湖、召赴中都者，或未免循習。其後東南士大夫之仕於蜀者，歸途亦多效之，而把麾持節者抑又甚焉。”宋朝官吏經商可免稅，因而出蜀的官僚住往租舟運貨，兼代客運並索高價，“一舟所獲幾數千緡”之多，而商人的貨物有官僚代為包庇而免稅。所以，盡管不斷有巨艘從蜀西下，長江貨運頻繁，但獲利的是商人和官僚，國家稅收則減少，而且使官吏隊伍因經商而日趨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