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人江統曾指出：“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田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為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晉書-江統傳》）西漢時已有不少貴族、官僚經商牟利，如吳王劉濞所鑄的錢流通天下，並派人到各地經商，其鑄錢、聚財是為謀反的軍資之用。漢武帝實行鹽鐵官營，官商大都兼私營以圖利，古代社會四民分工遭到破壞，從此四民兼業，出現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剝奪人民。到漢元帝時，大官僚兼營商業的已很多，所以貢禹上書建議“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漢書-貢禹傳》）東漢時，官僚兼商的更多了，正如仲長統所指出的，因官僚以權經商獲厚利，派“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後漢書-仲長統傳》）官僚獲暴利過著奢侈生活而日益腐敗，被剝奪的人民則更加窮困了。魏晉南北朝時不少官僚不謀政而處心積思以謀財。惠帝繼武帝即帝位，晉室亂作，時任司徒的王戎，不問政事，“與時浮沈”，以求苟安。但他“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HTXL〗確〖HT〗，周偏天下。積實積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但這人性吝嗇，視錢如命，舍不得花，他借錢數萬給女婿裴危頁，久不見還，其女每次回家探望，怒目相視；後還了債，才笑臉相迎。其侄結婚，借衣一件，婚後立即派人去追索取回。家有良種李，出賣恐人得其種，便先將核取出才出售。因其人吝鄙如此，被世人所譏笑（《晉書-王戎傳》）。南朝宋王朝時，貴族、官僚多放高利貸，如“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天下。”（《宋書-沈懷文傳》）任三公的沈慶之也“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他經營田園，“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宋書-沈慶之》）不隻沈慶之如此，“在朝顯要，多事產業”以營謀私利。隋時大臣也不少兼商謀利，如楊素位極人臣，他“負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夏，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石豈並列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隋書-楊素傳》）此人正因唯利是圖，因受楊廣金寶便為之謀害太子楊勇，使暴虐淫奢的楊廣得立為帝，加速了隋的滅亡。宋代凡商賈所有的一切經營，官吏無不為之。據《續資治通鑒長篇》卷十八記載：“五代藩鎮多遣親吏往諸道回圖販易，所過皆免其算，既多財則務為奢僭，養馬至千餘匹，童仆亦千餘。國初，大功臣數十人猶襲舊風，太祖患之，未能止絕。”大意是，五代時藩鎮都派親吏經商，到處都免稅，財多則奢侈，以至有超越本分。宋初，大功臣有數十人之多仿效經此風，宋太祖趙匡胤雖為此憂慮，但也不能禁止。因此，官僚經商泛濫，連守衛邊疆的將領也私與敵人貿易以取利。而負責茶、鹽、酒醋的官吏，也都乘機私營貿易以圖利。官僚恃特權兼商，造成道德敗壞引起了政治的廢馳，也破壞了正常商業的發展，為害甚大。蘇軾說：“今官吏緣法為奸……因販茶還腳，販解鹽入蜀……多折搏雜物貨，為害不一。”（《欒城集》三十六）王安石也說：“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鬻乞丐，無所不為。”並指出：“夫士已嚐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忽，則職業安得不馳；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元時，蒙古貴族官僚經商放高貸更公開而普通，《通製條格》卷十八記載：“所在商賈，多為有勢之家，占據行市，豪奪民利，以致商品不敢往來，物價因而氵勇貴。”《黑韃事略》也說：“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偽諸王、偽太子、偽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衍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一錠五十兩）。”十年之間，利息千倍，真高得驚人！而凡借款者因利高不易償還，往往傾家破產，以妻子為質。而元朝壟斷外貿，又多專賣，故官商多趁機私營而成巨富，如負責海運南糧工作的要官朱清、張宣也是壟斷糧食市場的大米商，因操縱抬高米價而成暴發戶，是當時江南首富。明清時商品經濟更發展，官僚兼商取利更多。明中後期，由於皇帝也公開開皇店，官僚兼商取利也就不用掩掩藏藏了。清時大官僚兼商更明目張膽，曆史上最大的貪汙犯和王申被嘉慶皇帝抄家時，貪贓共計有八億至十億兩（銀），其中除納賄外，不少是從放高利貸等超經濟剝取得的。他經營範圍之廣而大十分驚人，僅銀號就有四十二座，當鋪也有十五座。
為什麼官僚敢於違法經商
有些王朝的統治者雖知官僚兼商易使之腐敗，也曾下令禁止，但由於種種原因，或因是宗親，或因是心腹將領而包庇縱容，甚至認為貪財者無政治野心而放心，反而加以讚許。據《南史-臨川靖惠王肖宏傳》記載：肖宏是梁武帝肖衍的六弟，美須眉，一表人材，但為人淫奢貪殘，此人雖無所能，卻善於經營聚財，財產極其富饒，僅在京師及會稽等地就設有邸店數十座，放高利貸，借貸者要用田宅作抵押，到期不還，便將低押田宅為為己有。他生活奢淫，“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好食鱔魚頭，常日進三百，其它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肖宏有庫室百間，在內堂之後，關鎖甚嚴。有人疑是存放鎧甲武器，便密向梁武帝告發，武帝與肖宏雖兄弟情深，聽了很不高興，便想到肖宏家去探視。有一天，梁武帝隻帶其心腹校尉丘佗卿到肖宏家去飲酒，半醉後對肖宏說：“我今欲履行汝後房。”宏恐武帝看到他所藏的金銀寶貨，驚慌得很，武帝見其色變更相信他藏有鎧甲武器，便叫打開庫室。
在肖宏的百間庫室中，有三十餘間都貯錢，有的百萬一庫，有的千萬一庫，武帝與佗卿屈指計算，共貯錢三億餘萬；其它六十間庫室，都堆滿了布、絹、絲、綿、漆、蜜、綻、蠟、朱砂、黃屑等雜貨，多得難以計算。武帝全部查視後，知不是鎧甲武器就放心了，不僅不怪他，反而高興地對肖宏說：“阿六，汝生活大可！”於是，兄弟二人回席歡飲到深夜，武帝舉燭回宮。從此，兄弟之間情更篤更親信了。肖宏雖富饒，但為人吝嗇，梁武帝二子豫章王肖綜看不起他，因晉時有“錢神論”，便寫《錢愚論》以諷刺之，文情甚切。梁武帝看了，下旨批評肖綜說：“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令將此文燒毀，而文傳出已遠再收不回，肖宏的貪吝也就公諸於世。武帝也就無法再包庇了。宋代也因朝廷禁止官吏經商不力，官吏兼商之風也盛。本來宋朝政府有明文規定官吏不得經商。宋太宗趙匡義於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8年）有詔書禁止官吏不得“齎經貨，邀厚利。”（《續資治通鑒長篇》卷十八）但禁者自禁，權貴照樣經商。柴宗慶娶宋太宗女魯國長公主為妻，按照規定諸公主宅必須到供應宮廷物品的雜買務去買物，而柴宗慶卻派家僮到外州買物，所過皆免稅，並將之賣給雜買務以圖利。後又從陝西買木材運到京師，並要求免稅。宋真宗說：“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複爾耶！”柴宗慶也不聽，又派人到外地買馬也不納稅，有人彈劾宗慶走私漏稅，真宗也不過問（《宋史-柴宗慶傳》）。正因有禁止官僚經商之法而不執行，法令等於一紙空文，官僚也敢於違法經商，因而造成宋時官僚兼商成風。
為什麼有些人為官後千方百計賺錢
在魏晉南北朝和隋唐時官僚兼商較泛濫，各種各樣的官員為賺錢已達到無孔不入的地步。一些任一方之長，又處於富裕地區的，要賺錢撈得更多。東晉時曾先後任廣州、豫州刺吏的刁逵，為官不是謀政而謀財，他“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家“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奴仆也恃勢欺壓百姓，被稱為京口的蠹蟲。後被劉裕所殺，裕令百姓取其財產，一天都拿不了（《晉書-刁逵傳》）。有的官僚一有機會就趁機大撈一把。隋煬帝進攻高麗，經常下令向各地征發軍用物品，官吏得令後，先向民眾賤買進所要的物品貯存，然後才宣布命令，隨即將之出售，一轉手之間，官吏獲利數倍。有的官吏將兼商獲利與行賄升官密切結合，因而官越做越大，官大權大撈錢越多，兩者成為正比例。最典型的是唐時陳少遊其人。此人正是“厚斂財貨，交結權貴，以是頻獲遷擢”。他當官十餘年間，都是用此法，從一個南平小縣令不斷升為節度副使以至刺史，三次掌管的藩鎮都是肥饒之地。他在任上經商無虛目，斂聚錢財達三億之多。他拿出部分來賄賂權貴，他先是每年送金帛約十萬貫賄賂宰相元載，又多向宦官駱奉先、劉清譚、吳承倩等行賄，使他向皇帝讚譽其“美政”，以取得信任。及見元載被疑忌立即疏遠之，並將察知元載子伯和罪過密告代宗，代宗以為他忠，待之益厚（《舊唐書-陳少遊傳》）。此人奸險如此！
有些將官在征戰之間也忙於經商圖利。南朝宋國時任輔國將軍、交州刺史的吳喜就是這樣的人。他奉命統諸軍出征，雖已得勝，本應還朝，但因他的商務未完便托故不回，“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訁乇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當他西還時，大船小船，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以至小將，個個都發了橫財（《宋書-吳喜傳》）。有些官僚即使告老回鄉因免稅而趁機購貨物出售圖利，如劉宋山陽縣孔覬的兩個弟弟在建康作官，回鄉時“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東晉謝安的同鄉作中宿縣令歸來，也隨身帶回“蒲扇五萬”。謝安帶頭買了一把，人們因他的麵子競相購買，扇價驟增數倍，他的同鄉發了財。即使一些有名的文人雅士，也熱衷於賺錢。如謝靈運，他是南朝宋詩人，晉時襲封康樂公，故稱謝康樂。入宋任永嘉太守、侍中等職。他家有“北山二園，南山之苑，百果備列。”將之當作財源，不等果子成熟，因市價好便摘到市場出售。本來古之文人雅士，視錢為“銅臭”，做生意之事不屑一顧，而家本富有的謝康樂不靠賣果以生活，但他對錢也頗感興趣，這也許是南朝時“唯利是圖”之風影響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