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正流連於太湖美景的衛氏夫婦忽然接到北京的電話，說周總理有要事即將出國，想在臨行前會見衛立煌及夫人。他們立即離開美麗的無錫，當晚搭車北上。一路上，他們興奮異常。衛立煌就要見到“太原結識的朋友”，現在的一國總理；而韓權華的心情更為激動，她要見到的是她青年時代的老同學鄧穎超：這世界竟是這樣的小嗬！
第二天上午，火車到達北京時，中央一些領導親自到車站迎接。下午5時，周恩來將他們請到中南海家中，一邊吃飯一邊交談。周恩來詳細地詢問了他們的健康狀況、回來的經過，與衛立煌談起了兩次國共合作的舊誼。鄧穎超和韓權華重敘往事，小飯廳裏不時傳出朗朗的笑聲。聽說周恩來第二天就要動身出國參加第一次亞非會議，還騰出時間和他們長談，後來知道周恩來是剛剛動了手術還不到一星期，他們更是感動。
在周恩來出國期間，鄧穎超親自過問衛立煌夫婦的住房、生活、參觀等各方麵的安排。周恩來從萬隆會議一回來，又和陳毅副總理宴請衛立煌，席間，陳毅還專門談到為何當時將衛列入戰犯名單……6月，衛立煌從北京飯店搬到政府為他們安排在北京東單麻線胡同的新居，周恩來又抽時間專門來看望他們。衛立煌先後擔任了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討論國家軍政建設問題，到南北各地視察訪問。
他在《回到祖國大陸以後》的文章中寫道：“我雖年逾六旬，但自覺較過去更為年輕。今後我當致力於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負祖國人民的關切和厚望。”當是他的肺腑之言。
1956年4月16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舉行盛大酒會，歡迎來我國訪問的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周恩來向伏羅希洛夫介紹了衛立煌。伏羅希洛夫笑著對衛立煌說：隻要我們團結一致，我們就是無敵的。
周恩來總理說，國共兩黨過去已經合作了兩次。
毛澤東緊接著說：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衛立煌對此深覺榮幸：中共兩位最有權威的領袖是當著他的麵，公開提出“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這麼一句意義深遠的話。
1958年5月以後，衛立煌得病，先是咽不下東西，後來突轉心肌梗塞，住入醫院。周恩來和朱德都一再到醫院去看望他。到了衛立煌病重說不出話來時，周恩來握著他的手鼓勵他同疾病作鬥爭，衛立煌的神誌還是清醒的，兩眼流下了熱淚。
1959年隆冬，嚴寒使衛立煌又染上了肺炎，使他一病不起。最後兩天，朱德，這位繼周恩來之後，他又結識的共產黨朋友，一直陪伴在身邊。1960年1月17日，64歲的衛立煌與世長辭。時值大寒季節，西伯利亞有一股較強冷空氣南移，北京降雪。
公祭大會由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主祭。原來周恩來正在上海忙於公事，為了這個公祭大會，他特地連夜乘專車趕回北京，親自到靈堂來主持。
周恩來給李宗仁帶話
衛立煌回歸祖國大陸，使得客留美國新澤西州的另一位失意老人李宗仁深受觸動。他反複讀著衛立煌發表的《告台灣袍澤朋友書》，覺得幾年前他任代總統時，是他下令撤除了蔣對衛宅的幽禁，衛才得以逃離，所以衛是受益於他的。連國民黨這樣一位“五虎上將”的衛立煌都能受到中共領導人的如此善待，我又如何？
他對“和平”一直存有一念。在他由香港赴美國之際，為給日後留下一條回歸之路，特意把與他非常貼近的智囊人物、曾任國民黨中常委的程思遠留在香港。程思遠後來回憶說：“我替李宗仁辦完一切手續後，他決定把我留在香港，我估計他此次赴美治病是一時權宜之計，最後一定要回到祖國來，可能讓我在香港起橋梁作用。”
當周恩來走向世界舞台，出現在萬隆亞非會議上，並發表關於台灣的聲明：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時，李宗仁特別留意。他寫信給程思遠，囑其同海外愛國人士交換意見，替他準備一個文件，以便在適當時機發表。同時，他自己也提出了一個《對台灣問題的建議》，提出兩種方案，甲案：恢複國共和談，中國人解決中國事；乙案：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但目前暫劃為自治區，雙方宣布不設防，美國撤退第七艦隊。他奉勸蔣介石拋棄個人成見，以蒼生為念，毋使內戰重起於中國。
周恩來也極為關注李宗仁的動向。他注意到李宗仁態度、立場上的變化，開始做爭取李宗仁歸國的工作。1956年4月下旬，周恩來授意李濟深：設法以你的名義告訴程思遠，讓他來北京一趟，就李宗仁的問題談談。李濟深不僅是資深的政治家、軍事家，還是李宗仁加入國民黨的入黨介紹人，他的參與對李宗仁是有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