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稿件，以便外國朋友更準確地理解八路軍的抗戰方針。
美國《時代》周刊的諦奧多·懷特，從師漢學家費正清攻遠東史，隨意隨音，他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叫做白修德。他就是在一個下雨天，從曾家岩門前滿是泥濘的狹小街道，踏著深及腳踝的泥漿，走進接待室。整個接待室已被拖泥帶水的人們弄得肮髒不堪。他坐在那張彈簧已壞、疙瘩很多，用藍士林布罩著的沙發上，認識了周恩來——這裏坐過許多知名人物，有些後來名氣更大。比如董必武、葉劍英，還有林彪。
同外國人打交道最多的還是周恩來。
一年之後，白修德已同周恩來很熟了。為了影響美國的輿論，周恩來決定宴請一次白修德。白修德知道，“八辦”的工作人員平素吃的是食堂裏的麵條、米飯、青菜，有時有點紅燒肉。但這次，周恩來把客人請到重慶最好的飯館冠生園去。
設宴異常豐盛：先是拚盤，有熱炒，有涼拌，再上竹筍炒雞絲，炸鴨胗肝；然後是主菜——烤得金黃、皮脆肉嫩的烤乳豬。
那個時候周恩來不過４０多歲，卻已處於政治生涯的中途。在這裏，他是毛澤東的望台，更不惜任何代價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觸。在這裏，他還有一個任務是緩衝，使共產黨和他們的軍隊免遭蔣介石的壓製，並從中央政府手中擠出哪怕一點點的援助，作為共產黨對日戰爭之用。因為國民政府正從美國爭取巨額貸款。
１９３９年７月，回到延安的周恩來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他要去中央黨校作報告，江青也要去。延河正漲水，他們就騎馬。在路上，江青猛地打馬，她的馬突然狂奔起來，使周恩來的坐騎受驚，因毫無防備，一下摔了下來。周恩來急中仍鎮靜，忙用右手護住頭，結果胳膊肘先著地，造成肘部粉碎性骨折。當時延安醫療條件差，沒有完全把骨頭對好，就打上了石膏。等取下石膏時，肘部已不能活動，右臂肌肉逐漸萎縮。於是，中央建議他赴蘇聯治療。為此蔣介石派出自己的專機到延安，把周恩來接送到烏魯木齊，然後轉乘蘇聯的飛機到達莫斯科。同他一起去的有鄧穎超、孫維世、李德等。
周恩來在醫院裏住了兩三個月。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一向享有很高的聲望。
第七次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上，他又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在知道他已到莫斯科以後，共產國際機關內不少人悄悄地向師哲打聽：“周恩來出院了嗎？什麼時候會來共產國際？真想看看他。”一個天真的女秘書還囑咐師哲事先要告訴她：周恩來在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經過，以便她能隔著玻璃窗望他一眼。新年前幾天，周恩來出院了。
１９４０年元旦晚上，他出席了共產國際舉行的新年聯歡會。
一出院，周恩來又投入緊張的外事活動。
這些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這在當時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在七七事變以後，中國的抗戰已經經曆兩年半的時間，進入了相持階段，抗戰陣營的內部矛盾正在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國民黨頑固派這時在國內正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共產國際對中國國內局勢的演變情況卻很隔膜，有些人甚至對中國共產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的某些做法抱有懷疑，擔心中國共產黨人也熱衷於搞摩擦，而不是集中精力對付外敵，認為這同抗戰的總目標和總任務是不相符的。
為了用事實說明真相，周恩來在住院期間就開始起草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國問題備忘錄》。他一邊寫，師哲就在一邊譯成俄文。師哲勸他：“你是來醫病的，還是先把病治好為宜。”
周恩來頭也不抬：“我這是外傷，又不影響我的思考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