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美國人同我們共產黨人的任何接觸都是好事。我們歡迎在這裏設觀察組，它有益於打敗日本。”毛澤東像是對著許多人在說，“美國會發現我們比國民黨更加容易合作。我們尤其希望了解華盛頓當前對共產黨人的態度。它是否承認共產黨是一支抗日的積極戰鬥力量？它是否承認共產黨是爭取在中國實現民主的一股有影響的力量？華盛頓將根據什麼來決定它對雙方內戰的態度？它將怎樣保證國民黨不利用美援來對付共產黨？”
毛澤東連珠炮似的反問，使謝偉思頗感局促，他坦率地反詰道：“你們不怕美國的民主嗎？中共能與美國合作嗎？”
毛澤東幾乎忍不住要笑出來：“我們連侵占中國半壁河山的日本都不怕，也不會害怕美國的民主影響。與此相反，我們將歡迎這種影響！我認為，美國無須擔心我們不給予合作，我們也願意得到美國的援助。遺憾的是美國政策在有了一個良好開端之後，現在似乎搖擺起來。”
謝偉思說：“不再支持一個並沒有不友好舉動的政府，這在外交上是講不過去的。公開承認一個政府，又支持它的反對黨，是幹涉這個政府的內政，顯然是不應當的。”
毛澤東：“美國已經幹涉那些駐有美軍、實行美援的國家的內政了。這種幹涉也可能是盲目的、間接的，然而卻是不可否認的。對美國來說，向包括共產黨在內的一切抗日力量提供援助，並不是幹涉內政。僅僅援助國民黨才是幹涉內政，因為這樣會使國民黨繼續與人民為敵。有益於中國人民切實利益的‘幹涉’並不是幹涉，它將受到人民大眾的歡迎。”
周恩來插話問道：“史迪威將軍怎樣？聽說蔣介石對他掌管美援非常不滿，多次提出撤換？”
“是的。他與蔣介石的關係一直很僵。羅斯福不久還要派赫爾利特使來華。”謝偉思憂慮地說。
“我準備給他寫一封說帖，我們要求國民政府和同盟國，給予我軍應得之供應和援助，至少應獲得美國《租借法案》分配給中國的軍火、物資全數的二分之一。”
毛澤東接著周恩來的話講：“我曾邀請赫爾利到延安，親自對共產黨做出估價，但沒有得到答複，我對此很關心。”
“請閣下放心，我將再次向赫爾利和美國政府轉達主席的熱情邀請。”謝偉思又想到一個問題：“主席先生能談談中共與蘇聯的關係嗎？”
毛澤東遲疑了一下，少有地謹慎起來：“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或中國戰爭的建設，這將完全取決於蘇聯的情況。蘇聯人在戰爭中已經遭受巨大的犧牲，將忙於他們自己的重建。我們並不期望蘇聯的幫助。再進一步說，國民黨由於患有反共的恐懼病，所以它也是反蘇的，因而國民黨同蘇聯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至於我們去尋求同蘇聯的合作，那隻會造成中國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因為中國已經是夠不統一的了！”
“你的意思是蘇聯將反對美國人……”
“不。蘇聯不會反對美國人對中國的關心，如果這種關心是建設性的和民主的。”
“你們與蘇聯的關係如何把握呢？”
“我們首先是中國人，我們尋求友好關係，但我們不聽任何人的指揮。我們要自己決定自己的事，要按中國的實際情況運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回答坦率而又富有挑戰。並幽默地補了一句：“美國與中國共產黨從相識到相親，總不是一廂情願吧？”
毛澤東的幽默感染了謝偉思，他開玩笑地提到：“美國的一些實業家可能對‘共產黨’的名稱有疑慮。”
毛澤東笑了：“變名稱是可以的，不過人們是否知道共產黨並不是可怕的？就是最保守的美國商界，也難對我們的政策提出異議！”
謝偉思對此刻骨銘心，３０年後還津津樂道：“談話總是妙趣橫生、引經據典、一針見血、出人不意，似乎不假思索就立即得出恰當而明確的結論，把談話引入難以預料和變幻無窮的境界。他不感興趣的問題是很少的，他博覽群書，幾乎無所不知。”
赫爾利被中共“救護車”接走
赫爾利於１０月１７日與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進行了第一次會談，一開始就拿出他那雄辯者的姿態，並且微笑著，兩片紅紅的大嘴唇裂開著露出一口白牙，誇誇其談：“我是代表羅斯福總統來促使中國團結，決不對黨派有所偏袒，分配物資也不偏重某一方。中共武裝的組織和訓練都好，力量強大，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種因素；蔣介石是全國公認的領袖，但他的政府不民主，他對中共的態度已變緩和，他同意我與你們會談，也允許我必要時去延安。”
林伯渠和董必武對望了一眼，樂嗬地說：“好哇，我們代表中共歡迎你去延安，對您所談表示讚賞。”
１８日，舉行第二次會談。赫爾利熱情不減雲山霧罩外加手舞足蹈：“國共合作，對抗戰與國家都是有利的，中共應取得合法地位，有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軍事領導機構中應有中共人員參加；美軍很快就要在中國海岸登陸，但國共不團結，美軍要雙方接洽，對軍事行動有大妨礙；你們過去對國民黨寬容忍耐，以國家為重，這是很值得稱讚的，建議你們不用‘共產黨’這個外國名稱，這樣可以大大地減少反感……”
兩位老布爾什維克起初以為這老小子是信口雌黃，越聽越糊塗，漸漸才辨出味兒來，亂草之下原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