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還將辦事處的朱友學派來擔任警衛。警衛班的憲兵就稱他為朱副官。門崗對進入桂園的人員限製很嚴，除朱副官準許進出的人和介紹給警衛班認識過的人外，其他人員一律不準進入。住在傳達室的內勤憲兵，為了想得到每天來會毛澤東客人的具體姓名，從中撈到一點東西，曾經在傳達室設一個“會客登記簿”。朱副官知道了，立即指示：“對來客不要登記。”這樣一來，有許多來會毛澤東的客人，憲兵們並不認識，也無法知道名姓，在填寫“工作日報”時隻能寫上來訪時間、客人麵貌、體形高矮、大概年歲和顯著特征。遊動憲兵經常借機靠近樓房，很想聽到點房內談話的內容，但周恩來總是將客人領到樓上毛澤東辦公的房間，外麵很難聽到講話的聲音。
周恩來此時年富力強，經常陪伴國民黨高級將領去見蔣介石，他單獨行走時總是健步如飛。當門崗憲兵向他敬禮時，他總是微笑點頭還禮。警衛班的士兵有時在寢室閑談，很有些想不通：“國民黨的大官總說周恩來厲害，但他對我們當兵的卻是很好，奇怪！”
拉鋸式談判
周恩來的主要精力還是與國民黨談判。雖然有毛澤東出山，但談判進展並不順利。
參加談判的國民黨代表除張治中、王世傑外，又增加戰地黨政委員會秘書長邵力子、四川省主席張群。９月４日上午，蔣介石召集這四個人開會，把他在毛澤東到重慶一星期後才倉促擬出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給他們。蔣介石的這個《要點》一開篇便蠻橫地說：“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實無一駁之價值。倘該方案之第一、二條具有誠意，則其以下各條在內容上與精神上與此完全相矛盾者即不應提出。我方可根據日前餘與毛澤東談話之要點，作成方案，對中共提出。”蔣介石的“談話要點”中最重要的，是強調“軍令政令之統一”，並嚴格控製中共軍隊以１２師為最高限度。
當天晚上，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代表開始就實質性問題進行商談。國民黨代表張群是蔣介石在日本士官學校時的同學，後成為孫中山大元帥府的參軍，抗戰後，出任過外交部部長，１９４０年１１月改任委員長成都行營主任兼四川省主席。其人看似文雅，出言委婉，但常話中有話，以守為攻，且常與蔣介石心靈相通，不謀而合，所以從重慶談判開始，專司口舌之職。談判一開始，他就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條件，距離我方意見尚遠，有數點根本無從討論。”
周恩來問：“那你們認為應該從何處談起呢？”
張群提出：“現亟須確定的是談判之態度與精神。”
周恩來一聽此言，滿肚子的話噴湧而出：“具體問題的解決，不免遭遇困難，這自在我們的意料之中。為了求得問題的解決，我方已作了盡可能的讓步：第一，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隻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第二，召開黨派會議產生聯合政府的方式，你們既認為有推翻政府之顧慮，我們此次也就根本不提黨派會議；第三，國民大會的代表，中共主張普選，但雪艇先生（王世傑）與毛先生談話時既認為不可能，中共雖不能放棄主張但亦不反對參加，現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開會議。這些讓步難道不可作為談話的政治基礎嗎？難道這些條件不能保證談判的成功嗎？”
張群仍是不慌不忙：“恩來兄所談之政治基礎，我甚了解。感到困難的就是兄等昨天所提出的第九、十兩條。倘如兄等所提承認解放區政權，重劃省區而治，則根本與國家政令之統一背道而馳了，勢將導致國家領土分裂，人民分裂。”
周恩來坦誠相對：“我黨對國民大會這次選舉現已讓步，此次所提解放區解決辦法係為讓步合作考慮，期使兩黨不致對立。不然，無論在國民大會席上或國民大會閉幕以後，國民黨都是居於第一黨，而我黨政治地位尚複有何保障？所以我們坦白提議，要求政府承認我黨在地區的政治地位。”
“你們又要地盤，又要軍隊，這不是在蹈軍閥時代的覆轍嗎？”一位國民黨代表插言道。“中共此時如願放棄其地盤，交出其軍隊，則其在國家的地位與國民中之聲譽必更高於今日。”
周恩來輕輕哼了一聲，語調中多少有點輕蔑的意味：“你們以封建軍閥割據來比擬中共，我不能承認。我以為兩黨已擁有武器，且有１８年之鬥爭曆史，此乃革命事實發展之結果。今日我等商談，就是在設法避免雙方武裝鬥爭，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為政治之競爭，怎麼能與舊軍閥扯為一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