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上次代表大會上，他因為怕受到譴責，甚至連反共的口號都沒敢提。”
斯諾在本子上迅速地記著。
“第二點要記住的是，如果抗日運動發展，蔣幾乎肯定會喪失其獨裁統治。”周恩來接著講，“他的軍隊既不像第五次‘圍剿’時那麼強，那麼集中，也不像那時那麼可靠了。一旦抗戰爆發，抗日力量將取得他的指揮權的一大部分。蔣心裏也明白，抗戰爆發的第一天，就標誌著他的獨裁統治的崩潰。”
“有何證據？”
“毋需列舉國民黨軍隊中哪些將領和部隊會首先發動反叛。不過，其最得力的指揮官之一的陳誠，對反共戰爭沒有什麼熱情則是眾所周知的。胡宗南更不熱心。
這兩人原都是黃埔軍校的左派學員，也是許多紅軍領導人從前的同誌。兩人都是愛國的，蔣不可能長期地依靠他們進行獨夫的反共戰爭。如果抗戰爆發，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倆會支持統一戰線。”
“蔣介石作為一個軍人您對他作何評價？”
“評價不那麼高。作為一個戰術家，他是個拙劣的外行。作為一個戰略家，也許好一些。”
周恩來開始詳細說明自己的觀點：作為一個戰術家，蔣介石采用拿破侖的方法。
拿破侖的戰術需要極大地依靠士兵的高昂士氣和戰鬥精神，依靠必勝的意誌。而蔣介石正是在這方麵老犯錯誤，他過於喜歡把自己想象成為一個帶領敢死隊的突擊英雄。他帶領一個團或一個師，也總是搞得一團糟。他老是集中部隊，企圖猛攻奪取陣地。１９２６年武漢戰役，在其他部隊失敗後，蔣介石率領一個師攻城，投入全部力量強攻敵防禦工事，結果全師覆沒。在南昌，蔣又重蹈覆轍。他不等增援部隊到達，就用他的第一師向這個被孫傳芳占據的城市發起突擊。孫傳芳後撤，讓蔣介石進入城區，然後反擊，把蔣軍逼入城牆和一條河之間的伏擊地帶，致使蔣軍大敗。蔣介石擁有第一、第二和第二十一師，但他隻用第一師。葉劍英當時指揮第二十一師。
蔣介石的愚蠢使他感到厭惡，不久就辭職而去。最近在山西戰役期間，蔣介石命令陳誠將軍派兩個師的兵力進攻和殲滅紅軍。陳還是個不錯的戰術家，因為怕遭伏擊，拒絕執行這一命令。我們截獲了陳致蔣的複電。我們倒是的確歡迎他們這樣集中兵力。去年１２月，正是在這種進攻中，我們將張學良部６０００人解除武裝。對南京來說，幸好蔣介石並不經常親臨前線指揮，周恩來誇張地詼諧地說了一句：“原因之一是他不會騎馬。”
“他不會騎馬？”斯諾聳聳肩膀，不太相信。
“我的意思是他騎得不好。”周恩來彎起手指理了理上唇的胡髭，語氣和緩下來：“不過蔣在戰略上要比戰術上強一些。他的政治嗅覺要比軍事嗅覺強，這就是他能爭取其他軍閥的原因。他常能相當老練地全麵策劃一次戰役。”
斯諾又問：“您認為南京最有才幹的野戰指揮官是誰？”
周恩來回答：“陳誠是個不錯的穩重而實幹的人，但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胡宗南也許是蔣介石最有才幹的指揮官，他曾對紅軍進行過最有力的戰鬥。何應欽從前是個不錯的指揮官，但是１９２７年他因為遭到慘敗而嚇破了膽，銳氣大減，從此戰場上就一蹶不振了。”
“從軍事角度看，紅軍在江西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有兩個重要因素致使蔣介石第一次取得勝利。第一，他采納了德國人的建議，在縱深構築堡壘群，步步為營，以短促突擊向前推進，最後以優勢兵力對紅軍實施有效的包圍。第二，我們未能在軍事上同國民黨十九路軍發動的福建起義相配合，沒有支持這支牽製蔣的重要力量。我們本來是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起義部隊合作的，但由於聽從了李德和上海顧問團的建議，我們沒有這樣做，反而撤退，去攻打蔣介石集結在瑞金附近的部隊。這就使蔣介石得以從側翼包抄十九路軍而把它打垮……”
斯諾已經記得很累了，抖抖手腕，把記錄念給周恩來聽，糾正或澄清一些地方，去掉一些費解的字眼，修改定稿。看著那一大堆記錄，斯諾如獲至寶。
四個月之後，斯諾回到北平，正在整理上述談話記錄，突然接到周恩來捎來的信，要他不要引用這次談話。斯諾疑惑不解，他還不知道西安發生了重大事變，但也隻好服從，把記錄塞進皮箱。這部分材料一鎖鎖了２０年，１９５７年，斯諾才重新整理在海外發表。而國內人看到中譯章節，則又過了２８年。